高校场域中学术治理机制对科研产出的影响

高校场域中学术治理机制对科研产出的影响

 

作者简介：李璐，女，山东胶州人，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教育经济与管理、教育政策和高等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随着我国科技政策导向和资源配置对高校学术产出重视力度日益加大，高校科研生产对政府和市场的资源依赖性不断增强，其组织场域呈现外部基于学术性标准的分层和内部学术与行政权力分权的双重特质。作为高校外部组织场域和内部科研生产的中间变量，学术治理机制集中体现了组织场域位置与组织内部技术要素的互动。学术-行政权力耦合是我国高校学术治理机制的主要构型，与外部行政化的场域特征相契合。学术治理机制存在层间异质性和层内同质性，处于场域位置顶层的院校学术权力主导及专业化分工的治理特征明显，师均科研产出较高；处于场域位置底层的院校行政权力主导或学术-行政融合治理的特征鲜明，师均科研产出较低。学术治理机制从结构层面的学术决策权力配置模式、关系层面的学术-行政部门非正式关系以及文化层面的学术氛围3个维度作用于高校教师的科研产出。高校场域位置优势既可直接也可间接通过影响大学学术治理机制，进而影响院校科研产出。应通过高校分类定位、错位发展、多元评价，松动固化的高校组织场域布局，构建以同行评议为核心的学术治理机制、校内学术与行政部门的专业化-支持性关系，优化高等教育场域的组织生态，激发多样化的学术生产活力。

关 键 词：场域位置/权力配置/非正式关系/学术氛围/科研产出

 

近年来，高等教育领域的“放管服”改革也致力于完善民主管理和学术治理，推动学术事务去行政化。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高校组织场域的制度环境中大学学术治理机制的表现及其对科研产出的影响，对推进大学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文献述评

(一)高校组织场域与大学学术治理机制

本文选取组织场域理论作为分析视角。高校组织场域是指由科研管理规制机构(政府及下属部门)、科研生产机构(高校及其中的教师)和科研产品的消费者(政府及市场中的各主体)共同构成的被认可的制度生活领域。该场域中的组织体系具有层次性，从高校外部来说，政府对高校具有规制权力。高校之间也存在学术性的层次差异，分为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及教学应用型大学等，高校内部存在着学术行政管理部门及学术生产部门的层次关系。以高校为审视主体，其外部制度环境与内部学术治理制度之间是一种内嵌却又相对独立的系统关系，外部系统和内部系统各有其独立的运作逻辑却又紧密关联。国内主要是以布迪厄“场域”理论和制度理论中的组织场域研究这两种视角来探讨大学学术治理的问题。

1.布迪厄的“场域”理论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侧重于分析“场域”及其中的“资本”“权力”“位置”和“惯习”之间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机制，更强调分化的、冲突的和竞争的机制，布迪厄在研究中指出了“精英大学”与“普通大学”的分化以及精英大学内部“知识型”和“权力型”大学的分化。一部分既有研究验证了国内精英大学的场域位置优势带来的筹资能力和所受外力影响程度的差别[3]，也验证了精英大学文化符号品牌的时间累积效应以及国家行政力量强化精英大学的场域结构优势的观点[4]，这种论调颇具制度主义的味道，强调高校组织场域位置的合法性来源于外部认可或授权。另一派观点则认为，精英大学组织场域位置优势的维持或高校组织场域分化结构固化的合法性来源于以科研能力为表征的高校生产高深知识能力的差异[5]。

2.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组织场域研究

该视角强调场域之中既包括基于组织场域位置分化及制度环境多元带来的组织异质性，也包括制度环境对组织结构的同形性作用。组织生态学的研究还突出了对处于结构等同位置的组织群体之间互惠关系的研究[6]，兼顾了组织场域中组织同质性与异质性的双面性。在高校组织场域层面对高校和政府关系的讨论中，田联进认为在高校外部权力关系方面，政府对大学的集权管理使大学自主性、自治性和多样性不足，其原因在于强政府-弱学校的制度设定造成二元不对称格局[7]。在高校组织内部的权力配置方面，郭莉的研究与宋秀林对高校内部学术权力的纵向分析相呼应，从横向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方面讨论了高校内部学术和行政权力的共轭关系，认为大学内部的治理结构是一种“紧张网络”，发现原“985工程”高校(以下简称“985”高校)学术权力的贡献大于行政权力的贡献，而原“211工程”高校(以下简称“211”高校)和其他本科院校则不然，探讨了不同层级院校之间学术-行政权力配置的异质性及层内同质性[8-9]。

相比较而言，组织场域理论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更体现出复杂性和全面性，兼顾了影响组织的组织场域的各个面向。从某种程度上说，场域本质上是一种制度体系，是一个包含着行动主体、主体间资源分配格局、权力关系和运作模式的规则系统。已有研究对组织内部权力来源及权力配置的方式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组织内部技术要素和组织外部的场域位置。事实上，内部技术要素作为组织对外界环境贡献的绝对价值来源，外部场域位置作为组织在外部场域环境中的相对价值表征，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而且存在着统一关系。组织的资源储备、生产能力及场域结构的合法性规则决定了它们在场域中的位置，而场域位置又会反过来影响组织资源吸纳和“游戏规则”的维持及变迁。进而，权力大小的差异形成了组织本身及其次级单位的学术与行政权力的配置格局。由此可见，大学学术治理机制既受组织场域影响，也与高校内部制度安排密切相关，集中体现了组织场域位置与组织内部技术要素的互动形态。然而，既有研究者对权力配置模式的探讨以对规范性的结构及正式关系的分析为主，忽略了对权力配置格局中非正式关系的讨论。

(二)大学学术治理机制与科研产出

大学学术治理机制包括学术决策中学术-行政权力配置模式(以下简称“学术决策的权力配置模式”)、学术-行政部门非正式关系以及院校学术氛围。学术决策的权力配置模式是高校在学术事务管理和学术资源分配两方面学术与行政权力的分配格局；学术-行政部门的非正式关系是高校内部行政管理人员对学术活动的态度及管理岗位与学术岗位之间的流动情况；院校学术氛围包括教师对高校学术氛围的感知和评价。大学科研产出一般是指高校各类学术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在高校科研产出的相关研究中，已有文献证实大学学术治理可能会通过直接影响[10]、间接影响[11-12]或相互作用[13]的机制影响知识生产。自治环境、自主性、科层性、信任与支持关系和人际与沟通等要素对科研生产的影响作用得到验证。

自治环境、自主性与科层性均与学术组织治理结构中的权力配置相关。高校的学术自治环境、学术自主性及科层性程度实际上受到高校中学术与行政权力在学术决策中的配置结构的影响，并表现出特定的学术决策模式。举例来说，若高校中的学术主体能够在学术事务决策和学术资源分配方面均自主支配，不受行政权力的介入或控制，则这种学术主导式或学术自治式的决策模式可以反映高校组织的学术自主性情况。反之，若高校的学术事务、学术资源配置均受到高校行政主体的控制，则这是一种学术受治性或行政主导式的学术决策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学术主体——教师对学术事务及资源缺乏实质支配权或决策影响力，体现出科层性管理的特征。

另外，信任与支持关系和人际与沟通两方面反映了组织内部人际关系或非正式关系的情况。非正式关系可以有学术部门内部的成员关系及部门间的人际关系，也可能有学术部门与行政部门间的非正式关系。鉴于高校学术工作受到院校学术管理部门的行政约束，行政部门与学术部门之间的关系对学术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学术管理的成本控制至关重要。

当然，组织内部的学术氛围对教师科研生产力的影响已经在科研生产力影响要素的研究中得到证实[14]，清晰的组织目标、扁平化的决策结构、有效的信息沟通、功能专化、成就取向和支持性环境等方面的良性氛围会对教师的科研生产力产生正向影响。

从逻辑上看，学术决策的权力配置模式是具有前置性的要素，它反映了高校学术治理场域中的学术与行政权力的分配逻辑，权力配置作为一种关系结构的制度载体，会进一步影响高校学术与行政部门的非正式关系以及院校的学术氛围。

综上，本文选择了反映大学学术治理机制核心内涵的3个要素——学术决策的权力配置模式、学术-行政部门非正式关系、院校学术氛围作为研究大学学术治理机制的3个维度，考察其对院校科研产出的影响。

二、研究假设

假设1：大学学术治理机制受组织场域位置的影响，表现出层间异质性和层内同质性

高校组织场域位置的分化作为一种制度格局，塑造了“结构等同”的高校群体，以“985”高校、“211”高校和一般本科院校的分层为代表，进而形成处于同一位置的大学学术治理机制同质化和不同位置异质化的现象[15]。组织选择何种应对环境的策略或制度安排取决于组织在场域中的位置。处于同一位置的高校会表现出组织同质性，处在不同场域位置的高校之间会表现出组织制度及组织氛围的异质化。层间异质性集中表现在学术权力在学术决策中的影响力、学术-行政部门之间的相对关系等学术治理的维度中。

假设2：高校组织场域位置优势可以影响大学学术治理机制，进而影响院校科研产出

高校在组织场域中的位置会影响院校声誉和外部资源的筹措能力。处于优势的位置不仅会为院校带来来自政府和市场的政策支持和科研经费注入——经济资本，也会吸引大量优质的人力资本，如良好的师资和生源，进一步强化和巩固院校的学术地位。以学术性为组织合法性来源及以学术产出为合法性维持的院校，其学术决策模式中对学术-行政权力的配置会相应地体现学术权力的支配性作用，进而影响院校科研产出[16]。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及统计方法

研究收集了2012年①国内28所公立高校(3所“985”高校，6所非“985”的“211”高校，19所普通本科院校)教师的调查数据，调查对象是公立四年制本科大学全职教师。调查共发放3000份问卷，有效问卷2807份，回收率为94％。教师中，男性教师1456人，女性教师1283人，女性教师占比为46.8％；985高校和211高校教师数量占总样本的1/3，普通本科院校教师的占比为67.4％。量表的信效度通过检验。研究采用的数据统计软件为SPSS 22.0和AMOS 17.0，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因子分析方法、相关性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等统计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

(二)自变量界定

1.学术决策的权力配置模式

学术决策维度的划分是根据问卷管理部分题项E1的因子分析降维得到。该题目的题干为“在您的学校，哪一类人员在下列决策中影响力最大”，其中包括11个概括学术决策内容子题项和6个从顶端到底层的决策人员类别②的选项。从中提取2个公因子，第一个因子是学术事务方面的决策，第二个因子是学术资源分配方面的决策。研究采用的因子分析方法是主成分分析法，公因子提取方法是最大方差法。因子分析的KMO检验值为0.865，大于0.7，抽样充足度得到检验；Bartlett球形检验相关系数矩阵为单位矩阵，伴随概率为0.000，不是单位阵，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见表1)。

 通过对院校层面的学术资源分配和学术事务决策两个公因子中各子维度变量加总取平均值后，分别得到两个新变量“学术资源分配决策”和“学术事务管理决策”。经过聚合分析，得到各院校在“学术资源分配决策”和“学术事务管理决策”两个维度的平均值作为院校层面的变量。治理主体从政府或外部利益相关者、校级负责人、院系负责人、学术委员会或教授会、教师到学生等，可能会存在多样化的学术决策治理组合模式。根据各校在“学术资源分配”和“学术事务管理”方面的得分均值，利用均值减去中间值得到学校在某一领域的决策模式更偏重学术还是行政权力。由于问卷中校级负责人决策赋值为2，院系负责人决策赋值为3，因此，数值越趋向于2表示决策重心在校级管理人员层面，更趋向于行政主导的集中决策；越趋向于3，表示决策重心下沉到院系层面，表现为二级学术单位主导的分散决策。经分析后得到28所样本高校中有5所高校是学术权力主导的学术决策模式，6所高校是学术-行政权力混合式决策模式，17所高校是行政主导的学术决策模式(见表2)。

2.非正式关系的因子分析通过对量表管理部分中的27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得到6个公因子，分别代表高校的科层制水平、组织管理水平、学术-行政部门非正式关系中的专业化-支持导向和普遍化-融合导向、资源分配的科研绩效导向和教学服务导向。本研究中选取其中学术-行政部门非正式关系的两个维度作为研究中组织氛围的子维度。因子分析的KMO值为0.923，Bartlett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满足因子分析的要求。所提取的6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58％，接近60％。本文选取的两个关系子维度中，专业化-支持性关系的因子载荷较高的题项有“管理人员对教学活动持支持态度”“管理人员对科研活动持支持态度”和“行政管理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这3个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在0.6以上，因此将该因子归纳为“专业化-支持性”的学术-行政非正式关系是较为合适的。普遍化-融合性非正式关系因子中3个题项的因子载荷在0.59以上，基本满足结构效度要求。鉴于专业化-支持性的学术-行政部门关系与普遍化-融合性的学术-行政部门关系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具有类别变量的属性，因此在处理院校层面的学术-行政部门非正式关系变量时，用专业化-支持性的均值变量减普遍化-融合性的均值变量。若差值大于0，则为专业化-支持性关系，专业化-支持性的部门关系的主要特点为管理部门对学术人员的教学和科研活动持支持态度，且管理和学术部门联系紧密，管理部门的专业化水平较高；若专业化-支持性的均值变量减普遍化-融合性的均值变量差值小于0，则为普遍化-融合性关系，主要表现为“双肩挑”情况的普遍存在，管理人员身份与学术人员身份的边界较为模糊。经统计分析发现，28所样本院校中，仅有5所表现出专业化-支持性的学术-行政部门关系，其他23所均体现出普遍化-融合性关系特征(见表3)。3.院校学术氛围学术氛围的院校层变量采用教师对院校“学术氛围”和“学术共同体”感知的评分数值之和的平均值。本研究不着重讨论以上3个子维度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而是将重心放在由3个子维度构成的学术治理机制对院校科研产出的影响。

(三)因变量界定

本文因变量为院校师均年均科研产出(以下简称“师均科研产出”)，衡量指标为该校教师个体各类科研成果产出的年均水平，综合考虑教师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选择师均年均科研产出作为因变量可以控制科研规模带来的影响，因变量在问卷中的题项为“过去3年内③，您完成的以下学术成果的数量是多少”。学术成果的形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学术专著、学术作品、期刊论文、项目报告、学术会议论文、为报纸或杂志撰写的专业文章、专利、计算机编程、艺术作品、制作的电影和电视剧等。科研成果的数量主要考量以上各学术成果的总和；科研成果的质量以外文学术专著、作品和论文作为替代指标。具体的处理方法是将所有的发表成果加总，并对其中的国际发表赋予3倍于国内发表的权重，以国际发表代表研究的质量。之后，将所得的师均科研产出除以3，得到院校师均年均科研成果这一变量值。

在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部分，院校师均科研产出由3个自变量构成，包括该院校教师的师均课题数、师均国际发表数和师均发表论文总数。

四、实证分析

(一)行政化制度环境与高校组织场域主流学术治理特征契合

表3展示了各高校学术决策模式及学术-行政部门非正式关系的分布情况。若将28所样本高校以学术决策模式和学术-行政部门非正式关系的二维表格进行整理，可以发现，一般本科院校中有78.9％的院校属于具有集中特性的行政主导型决策模式，21.1％的院校属于混合式决策模式。“211”高校在3类学术决策模式中的分布较为平均，分别各有2所高校在3个类别之中。“985”高校全部集中在学术主导型决策模式之中。在学术与行政部门的非正式关系方面，样本中89.5％的一般本科院校表现出普遍化-融合性的学术-行政部门关系，“211”高校的这一比例为83.3％，6所“211”高校中5所为普遍化-融合性的学术-行政部门关系，而3所“985”高校中2所表现出专业化-支持性的学术-行政非正式关系。样本高校中大部分体现出行政主导型学术决策模式和普遍化-融合性的学术-行政部门关系，与外部制度环境中行政权力泛化和学术-行政权力耦合的场域形态一致，高校主流学术决策模式与外部行政化的制度环境特征契合。本研究抽样是建立在我国各层次高校分布比例的基础之上的，对反映我国高校情况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大学学术治理机制的场域位置分化

表3显示，各层次高校在学术决策模式及学术-行政部门非正式关系构成的二维框架中呈现规律性分布特点。样本高校中，位于高校组织场域位置顶层的2所“985”高校和1所“211”高校表现出学术权力主导的学术决策模式和专业化-支持性非正式关系的学术治理机制，自治性特征突出，与高校外部行政化的制度环境形成了张力。位于高校组织场域位置底层的一般本科院校的学术治理机制以行政主导型和普遍化-融合性非正式关系为主，受治性的特征显著，与外部制度环境吻合。学术决策模式从行政主导型、学术-行政混合型到学术主导型，反映的是在高校内部学术决策中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博弈过程中行政权力逐渐让渡于学术权力的变化，即从高校组织场域底层院校到顶层院校，院校学术决策中学术权力影响力在逐步放大。在学术-行政部门非正式关系方面，样本高校中以普遍化-融合性的学术-行政关系为主，为数不多的专业化-支持性关系存在于“985”高校和“211”高校中，体现出大学学术治理机制的场域位置分化特征。

(三)大学学术治理机制与场域位置的相关性分析

高校学术治理机制与院校所在的场域位置显著相关，高位置的院校往往具备学术主导型学术决策模式和专业化-支持性学术-行政非正式关系。研究者分别将院校学术决策的权力配置模式和院校学术-行政部门非正式关系这两个定序变量与院校层级之间做斯皮尔曼相关性分析，院校学术决策模式的行政主导型、学术-行政混合型和学术主导型赋值为1、2、3，分别为专业化-支持关系和普遍化-融合关系赋值0和1。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公立院校的学术治理机制与院校层次显著相关，尤其是学术决策模式与院校层次之间的相关性较高，相关系数为0.676，表明场域位置高的院校表现为学术主导型决策的情况更多。院校学术-行政部门关系也与院校层级显著相关，场域位置高的院校表现出专业化-支持性学术-行政部门关系的情况更多(见表4)。以上这些结论在表3中已得到直观呈现。

由学术权力-专业性由低到高所构成的二维空间中，我国高校的分布呈现“E”型结构。整体而言，大部分一般本科分布在“行政主导型”学术决策和“普遍化-融合性”的学术-行政权力关系方格内，“211”高校的分布较为分散。在学术决策模式方面，行政主导型、混合型和学术主导型均有高校位列其中；在学术-行政部门关系方面，院校主要分布在普通化-融合性模式之中，但也有分布在专业化-支持性模式之中的院校。“985”高校则体现了顶端聚集特点，集中分布在学术主导型和专业化-支持性方格中。

(四)大学学术治理机制与场域位置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对假设1中高校学术治理机制的组间差异性和组内同质性是否存在进行检验，需要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笔者分别将院校学术决策的权力配置模式和院校学术-行政部门非正式关系这两个定序变量与院校层级之间做Anova单因素方差分析，分析结果见表5。学术决策模式和学术-行政部门的非正式关系存在院校层次间的显著层间差异性和层内同质性。因此，大学学术治理机制确实在以上两个方面均体现出场域位置划分带来的组内同质化和组间异质化倾向，位于高校组织场域同样位置的院校的学术决策模式和学术-行政部门非正式关系差异较小，不同院校层次之间，学术决策模式和学术-行政部门关系差别显著。由此，假设1验证完毕。

(五)高校场域中的学术治理机制对科研产出的影响

高校场域位置与院校师均科研产出显著相关且存在组间差异。表6显示，“985”高校的师均科研产出为5.03篇(部)论文(著作)，“211”高校的师均科研产出为4.15篇(部)论文(著作)，一般本科院校的师均科研产出为3.98篇(部)论文(著作)。不同院校层次的师均科研产出存在显著差异，显著性水平为0.004。高校层级与师均科研生产力的相关性检验表明二者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相关，相关系数为0.551。

大学学术治理机制与院校科研产出显著正相关且存在组间差异。行政主导型学术决策模式的院校师均科研产出为3.94篇，混合型学术决策模式的师均科研产出为3.98篇，学术主导型决策模式院校师均科研产出为4.96篇。专业化-支持性学术-行政部门关系的院校师均科研产出为4.80篇，普遍化-融合性学术-行政部门关系的院校师均科研产出为3.99篇。单因素方差分析后发现，院校师均科研产出在不同学术治理模式中表现出显著差异，而且两者之间显著相关。研究者在控制了院校层次和院校所在区域后，对学术决策模式和师均科研产出进行偏相关分析后发现，师均科研产出与学术决策模式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偏相关系数为0.373。因此，大学学术治理机制对院校科研产出的影响综合了自身的制度环境与外部场域影响两方面的力量。场域位置优势通过学术治理机制对师均科研产出产生显著影响。石娟发现精英大学的场域位置优势带来的筹资能力和所受外力影响程度的差别[3]，上文对于高校组织场域与大学学术治理机制的文献评述部分也论证了内部技术要素和外部场域优势与大学筹资能力的正向互促关系。以高校师均来自外部科研经费(包括来自政府、企业、国际组织的经费和其他非院校来源的经费)占总科研经费的比例作为筹资能力的代理指标，实证检验场域位置优势与筹资能力的关联性，发现高校层次与高校师均来自外部的科研经费比例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上相关。从时间逻辑线来看，大学的产生早于政府、市场等外部组织对大学科研项目的资助，大学在组织场域中的位置和层次分布，最早是基于大学学术能力和声誉自然分化形成，经过政府通过各类“项目”以及各类“大学排名”的合法性认可得以强化，这时的组织场域位置不仅是一种客观的分布形态，也成为一种具备合法性的象征性的符号或信号，成为政府、社会和市场进行学术或科研资源配置的依据，引导资源流向。场域位置优势带来的筹资能力是否会影响到学术治理机制进而影响高校科研产出？鉴于本研究中高校的样本量较小，仅有28个，因此研究者只能尝试性地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高校层面组织场域位置带来的资源筹措能力与学术治理机制和科研产出的关系。师均外部科研经费来源比例对学术治理与师均科研表现的影响机制如图1。该模型的卡方比自由度值为0.504，小于2，说明模型拟合度较好，模型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外部经费来源比例对学术治理机制具有显著影响，影响的显著性水平为0.1，高校科研产出受到学术治理和外部经费比例的显著影响，两者的显著性水平均为0.01。学术治理对师均科研产出的解释贡献率达34.9％，且全部为直接效应。组织场域位置优势带来的外部科研经费来源比例对师均科研产出的直接效应为45.3％，间接效应为15.3％，总效应为60.6％。这说明组织场域位置优势既通过学术治理机制对科研产出发挥作用，也直接对科研产出产生影响。该模型的绝对适配系数RMR的显著性水平为0.007，小于0.05；GFI值为0.946，大于0.9；RMSEA为0.000，小于0.05，说明模型适配度良好。增值适配度系数NFI为0.958，RFI为0.919，均大于0.9，说明模型适配度相对较好。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验证了高校组织场域位置优势可以影响高校的学术治理机制，进而影响高校科研产出，研究假设2得到验证。

图1 外部经费来源与学术治理机制和科研产出的结构方程模型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1.学术-行政权力耦合是中国高校学术治理机制的主要形态

大部分样本高校体现出行政主导型学术决策模式和普遍化-融合性的学术-行政部门关系，与外部制度环境中行政权力泛化的场域形态一致。具体而言，在学术决策模式方面，28所样本高校中，5所(17.9％)为学术权力主导模式，6所(21.4％)为学术-行政权力混合型决策模式，17所(60.7％)为行政权力主导的决策模式。在学术与行政部门的非正式关系维度上，5所(17.9％)为专业化-支持性的关系，23所(82.1％)为普遍化-融合性的关系。这是由于政府通过采用控制(权力结构、资源配置)、诱导(激励机制和利益结构)和约束(制度规约、绩效考核、监督检查和行政问责)介入高校的学术治理和生产过程，影响组织和个体层面的学术组织方式、动机和行为选择、评价标准导向以及学术氛围[17]。科研经费的项目制或计划式管理、高校教师的编制化管理以及一流大学、一流(重点)学科、学位点和招生名额的评定权的高度集中，逐渐形成了高校学术治理权力重心上移的局面。与此同时，政府在高校科研评价、激励和问责方面采用“类市场治理机制”，强调绩效和竞争，明确规划和指标，实现了行政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嵌套，逐渐营造了一个指标清晰且引力巨大的“计划式”学术治理场域。在这一场域中，强制性、规范性和模仿性的作用力的来源和归因高度一致，不仅形塑了高校同类同构甚至异类同构的行政化的学术治理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放管服”、去行政化和权力重心下移的改革初衷。

2.高校学术治理机制存在层间异质性和层内同质性

处于场域位置顶层的高校学术权力主导及专业化分工的治理特征明显，处于底层和中层的高校行政权力主导或学术-行政融合治理的特征鲜明。具体而言，大部分一般本科院校分布在行政主导型学术决策和普遍化-融合性的学术-行政权力关系方格内；“211”高校的分布较为分散，“985”高校体现了顶端聚集特点，集中分布在学术主导型、专业化-支持性方格中。高校组织场域具有层次性，其层次划分依据学术性标准而非行政性标准。决定高校场域位置分层的合法性标准是院校的学术水平，这与外部行政泛化的制度环境形成了张力。高校学术部门和行政部门的权力来源有两种解释——自外而内的组织场域优势位置带来的权力合法性以及自内而外的技术要素带来的生存合法性。就制度论观点而言，场域位置越高的大学，学术水平越高，组织的合法性也更依赖学术发展。处于高校组织场域顶层的研究型大学，内部的学术部门具备了由外部制度授权和认可带来的权力合法性。就技术论观点而言，合法性高度依赖学术科研水平的处于高校组织场域顶层的精英大学，其学术部门具备更突出的权力不确定性和直接性，也相对难以替代，因此拥有更高的组织内部权力。这种由外部制度合法性赋予和内部技术要素带来的权力合法性既表现为学术部门对学术事务决策权和学术资源支配权等绝对属性的支配权力，也表现为学术部门对行政部门的相对博弈权力。学术部门对行政部门的相对权力往往并不以支配权力的形式呈现，而是以免受行政权力的过度干预的形式表达，换言之，是拥有相对自主决策、自由发展的专业化-支持性环境。

3.高校场域位置优势既可直接也可间接影响大学学术治理机制，进而影响高校科研产出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与学术自主决策的专业性学术治理模式相比，行政化管理模式下高校教师科研产出相对较低，其原因在于科学研究活动强调独立自主性和自我调节的特点。若行政权力过多地干涉科研活动，或试图以复杂而功利性的评价“指挥棒”过度左右学术活动，则会影响学术自治环境和学术科研活动的应有节奏，反而得到科研绩效降低的意外结果。

组织场域位置优势带来的外部科研经费来源比例对师均科研产出的总效应为60.6％。组织场域位置优势既通过学术治理机制对科研产出发挥作用(间接效应为15.3％)，也直接对科研产出产生影响(直接效应为45.3％)。高校场域分层机制表现出高校分布的层间差异，位置高的高校更容易获得外部资源，而且文化再生产能力更强，集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于一身[3]，并通过“马太效应”不断巩固和扩大优势。

(二)政策建议

基于上文实证研究的结果，本研究提出以下3点政策建议：

1.高校分类定位、错位发展、多元评价，松动固化的高校组织场域布局

在高等教育组织场域之中，由于各类项目工程固化的高校层级分化局面会对高校自身的学术治理机制产生影响，而学术治理会影响科研行为及科研产出。因此，发展多样化的组织生态场域，允许不同类型的高校在高等教育组织场域中获得特色化发展的空间，对教育生态环境及高校组织制度建设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已固化的高校场域位置及结构难以松动，是因为场域位置与资源配置的耦合，进而呈现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分化局面。若要走出组织场域固化的困局，激发高校组织场域的竞争发展和内部生机，需要以高等教育治理和科研管理的评价标准多元化为突破口。重视对科研产出形式的均衡考量和尊重、对教育产品多样化的鼓励和包容，并建立配套的资源支持与奖励机制是一种激励策略。比如，对应用型大学与研究型大学采取不同的管办评标准和激励机制，引导高校场域逐步分化为若干基于不同评价标准的子场域，形成多类型、多层次共存的场域格局，在学校评价、资源配置、办学模式以及招考方式等方面均体现多样化，这样有助于松动单一的、固化的、基于学术评价标准的场域位置结构，进而发展出特色化的组织制度形态和学术治理模式，在多元化学术治理模式影响下，高校科研发展也会呈现不同的形态，产生新的学术活力。

2.回归学术逻辑原点，构建以同行评议为核心的学术治理机制

外部行政化的学术治理机制与学术生产和科研产出的重心下沉的工作特质和自由探索、超越功利的价值追求产生了张力，带来了学术研究资源投入环节—研究过程—学术产出环节的系统协调和治理的难度。为了使学术治理和学术生产的纵向及横向渠道通畅，学术资源配置权力与学术事务管理权力的捆绑式运作(以“双肩挑”现象为代表)成为高校学术治理的重要策略。本研究抽样的高校样本中，大部分高校呈现普遍化-融合性的非正式关系。然而，“双肩挑”容易带来学术资源配置结构固化、学术研究团队僵化和学术创新活力不足等问题，因为普遍化-融合性的关系将管理工作与学术工作结合，“双肩挑”现象反映出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高度聚集和权力的人员附属性，教师的学术工作难以避免行政干预，学术共同体难以剥离行政力量的影响，学术自主无法保障，会间接影响科研表现。因此，学术生产的组织、管理、评价和激励更应该回归学术逻辑本身，发挥好评价“指挥棒”的作用，尽快构建以学术同行评议机制为核心的学术治理机制，不断提升学术资源配置和成果评价的学术性，加强同行评议的参与度和影响力，建立学术荣誉动态调整机制。可从以下3个方面着手改进：一是逐渐淡化科研评价与奖励的行政层级色彩和物质激励色彩，突出学术主体和学术贡献在科研评价中的核心地位；二是扩大资源配置、科研奖励及评价的参与度，允许不同职称级别的学者广泛参与决策和评价，以提升学术治理的公平性；三是建立学术荣誉的弹性调整机制，“户枢不蠹，流水不腐”，要克服学术治理体系中学术权威垄断、学术近亲繁殖和内部利益再生产的痼疾，避免因学术资源与学术声誉勾连的马太效应带来的学术腐败和学术内部行政化问题，进而预防因学术流派固化导致的学术思想僵化问题。

3.岗位分类管理，构建校内学术与行政部门的专业化-支持性的关系

高校行政管理部门与学术部门的关系存在普遍化-融合性或者专业化-支持性两种不同模式。本文证实了专业化-支持性的学术-行政非正式关系对科研产出的积极影响。专业化-支持性的学术-行政关系之所以会对教师科研生产力有积极影响，是因为它的专业化维度表明教师科研活动能够免受校内行政部门的干预，能够相对独立地进行研究工作，而支持性维度表明管理部门对学术自主的价值认同及行为匹配。在这种情况下，学术治理达到了高度的内部逻辑一致性。教师的科研生产所受到的干扰较小，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较低，信任合作的氛围有利于教师在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中开展学术工作，促进科研产出的提高。虽然高校整体的学术治理机制受到外部场域的影响，高校仍然有一定的自主性来处理内部行政部门与学术部门关系的问题。未来，着眼于促进科研生产的制度建设，高校应当逐步构建学术部门与行政部门的专业化-支持性关系，促进两类岗位的职业化发展。应从组织管理结构和职责岗位划分方面，剥离行政力量对学术事务的影响，对学术岗位与行政管理岗位分类管理，以管理体制改革促进教育管理和学术职业的专业化发展，从而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

六、研究展望

本研究仍存在以下待改进之处。首先，本研究是基于教师的抽样调查数据，对科研产出的统计不甚精确。由于数据是教师个体的汇报数据，考虑到抽样涉及各类学科及不同学科学术成果评级的差异性，问卷中对科研成果的分类不涉及学术论文发表期刊的等级(如SCI、SSCI、CSSCI收录期刊)、被引频次或期刊影响因子等指标，难以从整体上完全准确地反映高校真实的科研生产力水平。其次，从个体层面的数据整合为学校层面的数据，一般需要进行聚合检验以判断组内一致性和组间差异是否存在以及数据是否适合进行聚合分析。本文借鉴组织研究的实证统计方法，采用RWG指标、ICC(1)和ICC(2)指标进行了检验，证实数据适合进行个体层面到组织层面的聚合，鉴于篇幅的原因，没有在正文展示具体的操作过程。再次，本研究虽然进行了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但该分析是在高校层面进行的，研究的高校样本量较少，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实证结果的解释力。最后，数据分析结果发现部分高校的学术治理模式并不完全与高校层次相对应，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性，需要对这部分高校的学术治理机制及其对学术产出的作用机理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

注释：

①之所以选择2012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是因为研究分析的是处于不同场域位置的高校差异化的学术治理机制对科研产出的影响，考虑到对我国不同地域、不同层次高校及不同学科与职称教师进行大规模分层抽样调查的困难性，目前研究者所掌握的数据中质量最好的是2012年的数据。从抽样的科学性和研究分析的结果来看，虽然2012年的数据较为陈旧，但其分析结论仍能够较为贴切地解释学术治理机制对科研产出的影响机理。以该数据库为研究资料的若干研究也于2019和2020年发表于其他核心期刊，参见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刘霄的相关文章。②从1到6的赋值分别是政府或外部利益相关者、校级负责人、院系负责人、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教授会)、教师和学生。③过去3年内是指2010-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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