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一八五二——一九二四）字琴南，号畏庐，福建闽县人。出身于一个小商人家庭，幼年贫苦，曾寄食于外祖母家。但极好学，十八岁婚于刘氏，岳父刘有蕖，即以传统的程朱理学来教导他，让他读《呻吟语》，《五种遗规》，并同他讲道学源流，及立身安命之道。这是他接触程朱派理学的开始。
林纾二十三岁（一八七四）开始教蒙学，藉以谋生。三十一岁乡试中式，座师为当时以风流倜傥著称的宝廷。戊子（一八八八）读书龙潭精舍，同徐祖莆讲论程朱理学。以后曾屡次赴京应礼部试，均不第，因此到杭州任东城讲舍讲席。光绪二十五年，以偶然机会与友人合译《茶花女遗事》，出版后，风行海内，从此引起他翻译西洋文学的兴趣。光绪二十七年（一九O-）就征赴京，主讲金台书院，又受聘为五城学堂总教席。这年初识桐城派文士吴汝纶，颇受吴的赏识，称许他的文章是“遏抑掩蔽，能伏其光气者”（《赠马通伯先生序》）。从此，遂师事吴氏。光绪二十九年，任职于京师译书局，与曾宗巩、魏易二人合作，日译五六千言。光绪三十二年，任京师大学堂讲席，为预科及师范馆讲授“伦理学”。宣统元年，又受大学文科聘，讲授古文辞。未几出版其《畏庐文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复灭，林纾誓为清室遗老，每年于载滞死日，亲赴其陵晋谒，对逊帝溥仪，则执臣子礼甚恭。一九一三年辞大学堂职，专以卖画卖文自给，而与逊清遗老如陈宝琛、陈衍、梁鼎芬等，过从颇密。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失败。林纾曾有“此军再挫清再亡，敢望中兴作杜甫”的诗句，足见其敌视民国、忠于清朝的反动政治倾向。
五四运动前夜，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爆发，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同时以维护旧道德与旧文学为职志的林纾，遂挺身而出，发表小说《妖梦》同《荆生》，谩骂恐吓当时的革命派，同时并致书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攻击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俨然以二十世纪的孟轲韩愈自居。可惜时代已不是战国同中唐，因而他的辱骂，适足以成为群众的笑柄，反映了封建势力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表现出最后的挣扎罢了。1924年死于北京，年七十三岁。遗著有《畏庐文集》、《续集》、《三集》，小说有《金陵秋》、《官场新现形记》、《京华碧血录》，传奇有《天妃庙传奇》、《合浦珠传奇》、《蜀鹃啼传奇》，诗有《闽中新乐府》、《畏庐诗存》等。翻译有《茶花女遗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拊掌录》等有五十余种（朱羲胄《林畏庐先生年谱》、《春觉斋著述记》）。
林纾生于鸦片战争后的第十二年，太平军起义的第三年，中日战争时他十三岁，以后又有戊戌变法、八国联军攻进北京，这一切现实中的重大政治事变，对他的思想来说，不能不发生巨大的影响。加上他是福建人，同乡同辈中不少是提倡变法维新的先进人物，最著名的为严复、林旭等。所以他早年是倾向于变法维新的。他在1904年译《美洲童子万里寻亲》的序中道：“余老而弗慧，日益顽固，然每闻青年人论变法，未尝不低首称善。”（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他所理想的政治，就是当时维新派所标榜的君主立宪。他说：“天下爱国之道，当争有心无心，不当争有位无位。有位之爱国，其速力较平民为迅，然此亦就专制政体而言。若立宪之政体，平民一有爱国之心，及能谋所以益国者，即可立达于议院。故郡县各举代表，人为议员，正以此耳。若吾国者，但恃条陈。条陈者，大府所见而头痛者也。平心而论，所谓条陈皆爱身图进之条陈，非爱国图强之条陈也。嗟夫，变法何年？立宪何年？上天果相吾华，河清尚有可待”（《爱国二童子传达旨》出处同上）。
不过他虽是一个变法维新的拥护者，但他的主导思想，却与洋务派是一致的。实际上也可以用张之洞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二语概括之。他同维新派不同的，就中国哲学思想来说，他所推崇的是程、朱，而维新派则倾向陆、王。程（颐）朱（熹）派提出“天理”二字，把它说成是永恒的真理，封建的纲常伦纪，是万古常存的天理，是绝对不能变动的，是人们永远信奉的道德规范。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对旧的一切，不敢存丝毫的怀疑之念，只有循规蹈矩，亦步亦趋，把人们搞得非常的拘泥和迂腐。至于陆（九渊）王（阳明）的哲学，是一种主观唯心论，提出“心即理”的主张，说什么“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无限夸大个人的作用，就其整个的思想体系而论，是非常反动的。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就某些人来看，具有这种思想的，是敢于冲决罗网并勇于否定旧事物，接受新事物的。维新派的主要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就都是陆、王的信徒。但他们也都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士。至于林纾崇奉的则是程、朱，所以前者革新，而后者保守。在思想倾向上，根本是不同的。其次再就从西方传来的新思潮来说，维新派的成员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康、梁等人都接受了这种观点，但林纾对此并未受什么影响。所以严格说来，林纾表面上虽高呼“维新”，而骨子里却更接近李鸿章和张之洞。
至林纾之倾向程朱，原因是幼年时就受他岳父的教导，后又与徐祖莆讲论。在文学上他又宗法桐城，而桐城派的祖师方苞，就曾标榜“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王兆符《望溪先生文集序》）所以到后来，他就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卫道者。
在文学观上，由于林纾翻译外国小说，对小说的社会作用有着较深刻的认识，不同于一般的儒者。他说：“委巷子弟为腐窳学究所遏抑，恒颟顸终其身。而清俊者，转不得力于学究，而得力于小说。故西人小说，即奇恣荒渺，其中非寓以哲理，即参以阅历，无苟然之作。西小说之荒渺无稽，至噶利佛极矣，然其言小人国、大人国之风土，亦必兼言其政治之得失，用讽其祖国。此得谓之无关系之书乎？若《封神传》、《西游记》者，则真谓之无关系矣”（《红礁画桨录》二题《译余剩语》出处同上）。
他很称赞清末文坛上出现的揭露现实黑暗的作品，如《孽海花》、《文明小史》、《官场现形记》等书。他说：“《孽海花》非小说也，鼓荡国民英气之书也。……《孽海花》之外，尤有《文明小史》、《官场现形记》二书，亦佳绝。天下至刻毒之笔，非至忠恳者不能出。忠恳者，综览事变，怆然于心，无拳无勇，不能制小人之死命，而行其彰瘅，乃曲绘物状，用作秦台之镜。观者嬉笑，不知作此者韫几许伤心之泪而成耳。吾请天下之爱其子弟者，必令读此二书，又当一一指示其受病之处，用自鉴戒，亦反观内鉴之一助也”（同上）。又说：“所恨无迭更司其人，如有能举社会中积弊，著为小说，用告当事，或庶几也。呜呼！李伯元已矣，今日健者，维孟朴及老残二君，果能出其余绪，效吴道子之写地狱变相，社会之受益宁有穷耶。谨拭目俟之，稽首祝之”（一九O八年译《贼史序》出处同上）。
不过林纾并不能始终贯彻他这种主张，到了五四前夕，真正揭露社会黑暗的作品，和攻击形成此种黑暗的社会根源与思想根源的作品出现时，他反而视为“洪水猛兽”了。
林纾的思想是有矛盾的，同时随着时代的前进，也有着变化的。
先就矛盾来看，他在《闽中新乐府》里的“村先生”中，有“论月须辨无嫦娥，论鬼须辨无阎罗，勿令腐心人头脑，知识先开方有造。”这很有点破除迷信的进步思想。但是当他母亲病危的时候，他却“则起五更，燕香，稽颡于庭而出，沿道拜祷，至越王山天坛之上，请削其科名之籍，乞母终养”（《高氏妹哀辞》及《述险》）。这又是多么荒唐呢！
其次，他一向强调要爱国家，对于祖国的危亡不惜于每部译作序言中三致意焉，但对构成中国灭亡危机总根源的清政府，则竞誓忠不贰，迨革命胜利，民国建立，彼竞决心以遗老终。
第三，在文学观上一面提出文学有极大的教育作用，但另一面又说什么：“盖政教两事，与文章无属。政教既美，宜泽以文章。文章徒美，无益于政教。故西人惟政教是务，赡国利兵，外侮不乘，始以余闲用文章家娱悦其心目。虽哈氏、莎氏，思想之旧，神j陉之托，而文明之士，坦然不以为病也”（一九O四年《吟边燕语序》出处同上）
这不完全是自相矛盾吗。所以林纾的思想并未构成完整的体系，往往凭个人一时的感怀，发而为文章，以致前后言论自相攻伐。
至于从发展上看，林纾思想从辛亥革命后日趋于顽固保守，辛亥革命前，因经常译西方文学作品，不免时时受其熏陶，所以爱国思想，以及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思想，往往见于言辞。可是在辛亥革命后，由于他本来站在清王朝统治者的立场，一向敌视革命运动，这时由于清廷的复灭，于是他就决心以遗老自居。加以革命后，由于袁世凯的篡窃国柄，反动势力愈趋猖獗，社会日益黑暗，在林纾看来，这一切都是由于革命所造成的恶果，于是就越发敌视新思想、新学说，把过去自己的一些比较进步的观点，也都否定了。于是就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顽固派代表人物。
至于他的顽固思想的表现，主要在于对桐城派古文与孔孟之道的维护。他处心积虑地向当时的革命派进行攻击。
林纾在文坛上，被他认为势不两立的敌人是五四时期的“文化革命派”。当时革命派打击的对象，一是传统的“7L孟之道”，二是古文学，主要是“桐城派”与“选学派”。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形象地指出礼教的吃人，钱玄同在《寄胡适之》信中，提出了“桐城谬种”同“选学妖孽”，作为打击的目标。这就使一向服膺程、朱与宗法桐城的林纾，不能不破门而出，来卫护摇摇欲坠的礼教同古文了。他这时实际已成为封建遗老同封建官僚们的代言人。他反对这一革命运动，的确是煞费苦心，运用了可能运用的手段，企图来扑灭它。
首先他用小说作武器，写了《荆生》同《妖梦》两个短篇，向提倡革命者进行辱骂和恐吓。在前一篇中，用一些“嗥吠”、“禽兽”等字眼，但他不过是借以泄忿，他深知潮流所趋，因而也流露出失败者的无可奈何的可怜[J吻，说什么：“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至于后一篇，可以看出他对革命派的痛恨，简直达到了要“食肉寝皮”的地步。这种斗争手段，可以说极其下作而肮脏，但也充分说明了当反革命派的理屈词穷，不能从理论上来战胜对方时，于激忿之余，只得出此一着了。
林纾接着又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去函，指斥革命派“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为“违忤五常，叛亲蔑伦，”认为“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为贬低了文学的价值，说什么“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由于蔡的父亲曾拉车卖豆浆，他竞用这活来讽刺蔡氏，并在最后向蔡氏提出“今全国父老以子弟托公，愿公留意以守常为是……为国民端其趋向。”这是要蔡采用行政的压力，来制止革命派的革命活动。
但是，林纾的信不但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招来了蔡元培一顿词严义正的驳斥，这时他就更不甘．心，进而利用安福系军阀徐树铮曾拜他为老师的关系，便伙同另一些反动文人，企图借徐的武力来镇压革命者，不过并未得逞。但从这一系列的事实，就全盘暴露了他的反动面目了。鲁迅在《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中说：“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遥、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而林纾的文章，可以说是最典型了。他之所以这样，正由于他理屈词穷，不得不乞灵于诬陷、造谣、恐吓和辱骂：一切反动派的文人，没有不是如此的。但这种混淆是非，大闹一通之后，真正的胜利者，仍然是在拥有真理的一方。这种伎俩，只不过表现腐朽的东西的垂死挣扎而已。鲁迅在三十年代总结中国文坛上的思想斗争时，曾说：“无论中外占今，文坛上总归有些混乱，使文雅书生看得要悲观的。但也总归有许多所谓文人和文章也者一定灭亡，只有配存在者终于存在，以证明文坛也总归还是干净的处所。……我们试想一想，林琴南攻击文学革命的小说，为时并不久，现在那里去了？”（《中国文坛的悲观》）这说明反动派无论怎样费尽心机，想扭转历史的车轮，结果都总归是徒劳的。
章太炎为林纾年谱写的《题辞》中有：“乌呼！、畏庐今之蒲留仙也”的话，说明在章氏看来他的成就主要是在小说方面。但实际并不是这样，他平生一面致力于翻译，同时也从事于创作，而后者的成就却远远比不上前者。他的作品，小说有《金陵秋》、《官场新现形记》、《冤海灵光》、《劫外昙花》、《京花碧血录》、《畏庐漫录》等。现在就以《畏庐漫录》为代表，分析一下他的创作思想同创作方法。
《畏庐漫录》共四卷，一九二二年出版。但里边绝大部分是过去已经发表过的作品，初名《践卓翁短篇小说》，于一九一三年，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次第出版一、二、三集，共约百余篇，至一九二二年才改为今名（朱羲胄《春觉斋著述记》）。
从它的思想内容看，多半是宣扬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忠、孝、节、义的。作品中歌颂的人物不是孝子，就是贞女。至于所谓孝，又多半是当父母病重时，作子女的能到臂入药，结果病得到痊愈。如《葛秋娥》、《吕子成》两篇中的主人公是这样，甚至《洪石英》写妻为其夫的病，也是用刀割臂人药的办法治好了病。据说这不一定是人肉的作用，而是儿子的孝心感动了天地的缘故。至于小说中也写了不少男女恋爱的故事，如《翁桐》、《陆子鸿》、《谢兰言》等，其结局往往以团圆终，不脱才子佳人的俗套。同时男女即极倾慕，但都能以礼自持，不及于乱。即如《谢兰言》篇，写韩子羽乘船去欧洲留学，途中与一富商谢有光的女儿兰言相识。到英伦后，彼此往来极密，情爱弥笃。在英三年，归国时，船在途中遇礁，但幸免于难，至一小岛，两人同住在岛上某一人家。当天晚上，子羽向兰言提出婚姻问题，她的态度，小说是这样写的，“女结舌，久不能言，心颇咎其唐突。即日：‘礼防所在，吾不能外越而叛名教，唯出之以正者，容与老母图之。今同在患难之中，偶一不慎，即万死无可湔涤，弟其慎持此意。’语后，凛然若不可犯”。
作者也深知这样写有点不真实，所以在篇末这样说：“有光俗物，安有此超轶凡近，慎持礼教之女郎。余叙述至此，亦自疑所言之不实”。
林纾因译西方小说，对问题的看法，有时也受到西方的影响，即如对于妓女，他似乎还不是一味鄙视。他的小说《柳亭亭》，很显然是受《茶花女遗事》的影响，但在结局上则使之成为喜剧。篇中写一知州公子姜环，恋一秦淮名妓柳亭亭，亭亭欲嫁环，而环以父庭训极严，不敢允从。后女病几死，环亦日夕往视，后为其父所知，竞慨然答应了他们的婚姻。这样的结局，显然也是不符合当时中国的社会情况的。
至于鬼、狐、神、怪，集子中也多有描述。《鬼唱》，《梁氏女》、《薛五小姐》、《计东甫》等。作者对这些妖妄的东西，并不否定。他在《鬼唱》后写道：“论鬼何地无之，虽以西国哲学家，犹穷究神学。然人鬼厘然莫混。必夜深挟枪与鬼宣战，宁非多事？”在《梁氏女》的开端，他又说：“余生平不信神怪之事，顾三十以前往往遇之，辄不谓然，疑目光炫异，或脑病使然，故略而不道。唯有一事，存之于心，今五十五年矣，事为目睹，且身与其间至五十六日之久，无昼无夜，咸有怪征，斯亦奇矣。”后边就写他在亲戚家所目击的一些神怪故事。可知作者虽口头上说不信，实际他还是相信的。这从他母亲病危时，曾至越王山天坛上请削科名之籍乞母终养一事，就足以充分证明了。
林纾比蒲松龄晚生两百多年，两人都从事小说创作，林纾并且很受他的影响。章太炎虽把他与蒲松龄比。但从思想上看，两人相去很悬远。蒲虽然有其庸俗之处，但却有其进步的一面，即如同情被压迫人民，对统治者的残暴，进行淋漓尽致的揭露，对男女的婚姻问题，以及妇女问题都有着民主的倾向。此外还富于民族思想，对异族的统治，时时流露出不满情绪。可是林纾呢？在庸俗这一面，如对鬼狐神道的看法，很相‘点像蒲松龄。但蒲的民主思想，林却一点也没有。相反的，则大力宣扬封建礼教，对统治者的残暴，无丝毫的揭发。但对人民革命，则深恶痛绝。我们说，蒲松龄在清初，从思想上看，还应该列入进步者的行列。但林在辛亥革命以后，还写出像《畏庐漫录》中这样的作品，不能不说是顽固派，所以对他二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至于在写作技巧上，林纾虽也有其一定的成就，即篇中对人物故事的描述，有时也很能娓娓动听，但比诸《聊斋志异》就不免有着天渊之别了。原冈是篇中的人物故事，大抵系作者主观臆造出来的，那些人物都是作者用以宣扬封建礼教同封建迷信的传声简，而缺乏现实生活的基础，其结果不论是人物与故事情节都不免流于公式化与概念化，而这正是由于他的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所造成的。四
林纾生平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不在他的诗、文、同小说，而在于他的翻译。在晚清介绍西方文学较早的是他，而介绍的最多的也是他。因此在当时一般爱好文学的人们，得以接触西方文学，并从而研究西方文学，多半都是受到他的影响。五四时代的作家们，多半在早年都有过一个耽读林译小说的时期，即以鲁迅来说，他在东京留学时，就曾是热爱林译作品的一人。据周启明讲：“鲁迅还在南京学堂的时候，林琴南已经用了冷红生的笔名，译出了小仲马的《茶花女遗事》，很是有名，鲁迅买了这书，同时，还得到两本有光纸印的书，一名《包探案》，是福尔摩斯故事，一名《长生术》，乃是神怪小说。……《茶花女》固然也译得不差，但是使得我们读了佩服的，其实还是那部司各得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原本既是名著，译文相当用力，而且说撒克逊遗民和诺曼人对抗的情形。那时看了含有暗示的意味，所以特别的被看重了。……我们对于林译小说有那么的热心，只要他印出一部，来到东京，便一定跑到神田的中国书林去把它买来，看过之后，鲁迅还拿到订书店去，改装硬纸板书面，背脊用的是青灰洋布。但是这也只以早期的林译本为限”（《鲁迅与清末文坛》）。
其次是郭沫若，他在《我的童年》中说：“林琴南译的小说，在当时是很流行的，那也是我所嗜好的一种读物。我直：切读的是Haggard的《迦茵小传》，那女主人公的迦茵，是怎样的引起了我深厚的同情，诱出了我大量的眼泪哟！……林译小说中对于我后来的文学倾向上有决定的影响的，是Scott的《gvanhoe》他译成《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这书后来我读过英文，他的误译和省略处，虽很不少，但那种浪漫主义精神，他是具象地提示给我了。我受Scott影响很深，这差不多是我的一个秘密，我的朋友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沫若文集》卷六页113 -114）。
至于茅盾，在林纾死后，曾为其所译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作注，重新印行。（《万有文库》本）由此可见，林纾的翻译，在晚清民初对文艺界影响之大了。
林纾的翻译从数量上看是惊人的，据郑振铎的统计，成书的共有一百五十六种（《林琴南先生》）。据林氏弟子朱羲胄编的《春觉斋著述记》，为一百五十九种，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数目。这一百多种作品中，最多的是英国，九十三种；次为法，二十五种；美，十九种；俄，六种，此外希腊、挪威、比利时、瑞士、西班牙、日本等国，各一、二种。就世界最著名的作家的作品来说，有莎士比亚的四种：《凯撒遗事》、《雷差得记》、《亨利第四记》、《亨利第六遗事》。司各德三种：《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十字军英雄记》、《剑底鸳鸯》。狄更司的五种：《块肉余生述》、《贼史》、《冰雪姻缘》、《滑稽外史》、《孝女耐儿传》。华盛顿欧文三种：《拊掌录》、《旅行述异》、《大食故宫余载》。大仲马二种：《玉楼花劫》、《蟹莲郡主传》。小仲马五种：《巴黎茶花女遗事》、《鹦鹉缘》、《香钩情眼》、《血华鸳鸯枕》、《伊罗埋心记》，和西万提斯的《魔侠传》等。以上这些译著，大家公认为译得比较好的是《巴黎茶花女遗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块肉余生述》、《孝女耐儿传》、《拊掌录》和《魔侠传》等。
林纾的翻译，最大的缺点，是他不懂外文，凭别人口述，因而对原作不够忠实。不仅在内容上删节了很多，同时在作品体裁上，也加以改变。像把剧本译成小说，这样同原作的出入就更大了。即如莎士比亚的几个剧本，以及易卜生的《群鬼》（译名《梅孽》），经他一译，简直变成另外一种书了，因而原书的风格几乎完全丧失了。其次是对作品不加选择，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都不是属于一流作品，这样付出的精力，几乎等于浪费。三、是用中国古文译西方的白话作品，正如茅盾所说的，“这种译法，是不免两重的歪曲的。口译者，把原文译成口语，光景不免①有多少歪曲，再由林氏由将口语译为文言，即就是第二次歪曲了”（《直译、顺译、歪译》见《话匣子》）。林纾自己也深知他的译作对原作来说不够信实，所以慨叹地说：“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述，即有讹错，均属②不知”（郑振铎《林琴南先生》）。他竭力鼓励青年们去学习外文，他说：“惜余年已五十有四，不能抱书从学生之后，请业于西师之门，凡诸译著，均恃耳而屏目，则真吾生之大不幸矣。……嗟夫！青年学生安可不以余老悖为鉴哉”（《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
尽管说林译的作品不够信实，不能通俗，但他的成就，无论如何是不应一笔抹杀的。他的译文在言情写景上，往往能委婉曲折，极尽其妙。即如《茶花女遗事》中写亚猛与茶花女效游的一段：
车行一点半始至，憩一村店，店据小岗，而门下临苍碧小畦， 中间以裱花。左望，长桥横亘，直出林表；右望，则苍山如屏，葱 翠欲滴。山下长河一道，直驶桥外，水平无波，莹洁作玉色。背望，则斜阳反迫，村舍红瓦鳞鳞成闪异光。远望而巴黎城郭，在 半云半雾中矣。配唐日：“对此景象，令人欲饱。”余私计马克在 巴黎，余几不能专享其美。今日屏迹郊垌，丽质相对，一生为不负矣。
这确实是人物景色，历历如画。又如《拊掌录》中《睡洞》篇，颇能将原作风趣充分表现出，即如写村中塾师依卡卜得克来恩，应他追求的对象凯脱里纳·樊塔尔家的邀请时，塾中的情况，与塾师的心情，描写的极其生动。
忽见有黑奴骑瘦马入门，以绳为是辔，言：“今日凯脱里纳姑娘家延先生作雅集”。既投语，即匆匆行。此讯一来，学生乃大声疾读，知且散学矣。即有讹字，先生亦不之较。黠者即错简章句，而先生仍弗问。而笨者读不上口，先生则以夏楚助之，使力跃字沟而过。然先生已不暇俄延，一声放学，人心大乱，书卷竞不庋原处，墨瓶遂翻，坐榻亦颠倒无次，一出大门，声如潮落，错综跳跃而去。先生遂以半句钟之久，整治其躬，出礼衣于布裹中，刷之令光洁，取破镜于墙隅，出照其理发。以先生将往见美人，不能不加洁治。乃向村人汉司借马骑之，状似古英雄之访美，匆匆上道。
正如茅盾所说的，“林译也有不但不很歪，而且很有风趣。甚至与原文风趣有几分近似的，例如《拊掌录》中间几篇，这一点我们既佩服，而又惊奇”（《直译、顺译、歪译》）。
林译之所以有的精采，有的平庸，这应该从三方面来说明：一、原作的水平，二、口述者对原作的理解程度，三、译者译时的态度。即如《茶花女遗事》、《拊掌录》、《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所以成绩较好，即由于原作是名作，口述者对其理解较透，而且林纾在译时，又比较认真，所以比较成功。另外一些，不是原作的艺术水平较差，就是口述者任意省略删节，同时译者译时态度有点草率，所以就差了。
最后谈一下，林译对中国当时文坛的影响。概括起来有这几方面：（一）由于他较早地并且大量地介绍西方文学，这样就开拓了中国从事文学者的眼界，批判了洋务派所讲的西方只有物质文明的谬论。特别是纠正丫几百年来封建文人轻视小说戏曲的正统文学观。（二）由于林纾的翻译，不仅引起人们直接阅读研究西方文学，并且逐渐产生了介绍西方文学的风气，稍后的苏曼殊、马君武、曾孟朴以及鲁迅，都在这方面作出了不少的贡献。（三）尽管林纾对西方文学的创作方法不甚了解，但是这些作品给当时读者以极大影响，即如郭沫若，就从他所译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而体会到浪漫主义的创作精神，因而影响到他以后的创作。（四）五四时代提倡文学革命的，特别是从事创作的，很少不受林译影响的。从这一点来说，林纾对五四文学革命，也曾间接地起过一点积极作用。
但是林纾在世界观上是极端腐朽顽固的，特别是宋儒程朱派思想，给他的束缚更大。纲常名教，在他看来是天经地义，不容有丝毫的怀疑与变动。尽管他译了不少西方文学作品，但丝毫没有改变他的世界观。在他自己的创作中，总是忘不掉大力宣传封建礼教。他的文学观，一方面是“文以载道”；另一方面则是形式主义，忘不掉《史记》、“韩文”中的“义法”。他称赞西方作品，乃是因为“西人文体何乃甚类我《史迁》也”（斐洲烟水愁城录序》）。“往往于伏线，接笋、变调，过脉处，大类吾古文家言”（《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这样就把西方文学的创作思想，创作方法，完全忽略了。另外在译完一部作品后，总要在序里向读者呼吁注意挽救国家的危亡。这种爱国热情，自是应该肯定的。但他对于如何挽救祖国危亡，所提出的方向道路却是非常荒谬的。他的主张，一方面要卫护中国封建的纲常伦纪；另一方面就是振兴实业（《爱国二童子传达旨》）。所以鲁迅在当时就曾对他的主张进行过深刻的批判（《文化偏至论》）。
林纾由于他的反动的封建阶级立场，决定他不可能理解这些道理，即中国的封建伦纪，已经为封建统治阶级卫护了几千年，但仍挡不住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来。同时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与束缚下，想振兴实业，根本是一种幻想。所以挽救中国，只有走革命这条路。而林纾恰恰对于革命是深恶痛绝的。特别到辛亥革命后，他看到社会情况并不比满清统治时期好多少，他不了解这是由于革命不彻底的缘故，倒反以为他过去的主张是正确的，社会的糟，就糟到革命党手里，所以就越发趋向于保守。待到五四文化革命一开始，他就成为封建势力的代言人，破门而出，同革命派进行你死我活的殊死战了。
我国古代哲人曾说过：“大惑者终身不解”，在封建主义的世界观的束缚下，林纾是不可能认识到真理的。所以，他至死还认为他的道路是对的，说什么“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是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请诸君拭目俟之”（《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他还期待着将来总有一天会有人辨明他同革命派双方主张的谁是谁非的问题，这真是封建文人的一个最大的悲剧。
图：三坊七巷名人家风家训馆编,三坊七巷名人家风家训,福建人民出版社,2016.07,第64页
文：任访秋著,任访秋文集 近代文学研究 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07,第2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