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于若木回忆：三年困难时期，因为减了粮食定量，她女儿和同事得了浮肿病。……一篇文章说如果一天能有2两大豆就可以解决问题。于若木把文章推荐给陈云，陈云看后立即发电报给东北，调大豆进关。
三年困难时期，陈云为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提出了粮食增产和进口、减少吃商品粮人口和少吃四条办法，同时大力推广食用大豆来克服营养不良问题，为当今实行公众营养干预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
众所周知，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大跃进”发生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从1960年上半年起，粮油副食品供应持续极度紧张。196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搞“低标准，瓜菜代”，降低口粮标准，大搞瓜菜，大搞代用食品。当时，由中国科学院建议并经中央推荐的代用食品有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秆曲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等。但是这些代用食品营养价值低，不能解决居民最起码的营养问题。陈云为此殚精竭虑，从夫人于若木那里受到启发，打起了推广吃大豆的主意。
据于若木回忆：三年困难时期，因为减了粮食定量，她的女儿和同事得了浮肿病。那时她在国家科委工作，国家科委的一个内部刊物《科学实验研究动态》刊登了一篇文章，说浮肿病的原因主要是蛋白质不够，如果一天能有2两大豆就可以解决问题。于若木把这篇文章推荐给陈云，陈云看后立即发电报给东北，调大豆进关。在《对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意见》中，陈云特别讲了这个问题：“城市居民营养不良已经三年，虽然大家都不讲，但是都看着我们怎样解决。……大中城市比小城市更困难。大中城市八千万人，减去郊区人口二千万，就要解决六千万人的生活。怎样解决呢？肉不行，油也不行，最有效的是豆子。如果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按八个月供应，大体需要十二亿斤。一斤豆子可以做成五斤嫩豆腐，一个月十五斤豆腐，平均每天吃半斤。这种办法现在就可以做到，而且有保证。豆子要发给个人，不能发给机关单位，免得又榨了油后再用豆饼做成豆腐。这样做的实际结果是：第一，增加了粮食；第二，增加了工资。”陈云这样讲，不仅仅是受于若木给他的那篇文章的启发。他还召集营养学家座谈协商，并向身边工作人员询问过战争年代晋冀鲁豫边区机关干部和部队的食谱之后，才有了如此周密的计划。
1962年2月8日，陈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详细介绍了豆子的营养价值，以及为什么要重视“吃豆子”的道理：
“猪肉上不来，人们的身体怎么支持呢？我看要吃豆子。全国一亿城市人口，每人一年吃30斤大豆，只要30亿斤；如果每人一年吃36斤，也只要36亿斤。我们的大豆产量过去是190亿斤，现在降到120亿斤（绿豆、蚕豆除外），从中拿出30亿斤来供应城市是可能的。一两大豆含20克蛋白质。一个人一天需要70克的蛋白质，吃一斤粮食有45克，吃一斤蔬菜有5克，其余20克，每天吃一两豆子就行了。”“一斤豆子可以做三斤老豆腐，可以做五斤嫩豆腐。如果一个人一个月有三斤豆子，就可以做15斤嫩豆腐，每天可以吃半斤。”“如果我们保证每人每天能吃到半斤豆腐，就解决了一半的问题。”“全国一亿城市人口，如果我们只解决6千万人口的问题，只用20亿斤大豆就可以了。吃了大豆是不是可以顶得住？我认为可以顶住。”“我们这些人是吃肉长大的，还是吃豆腐长大的？我们主要是吃青菜、豆腐，家常便饭。所以，如果真正一天有一两豆子，可以勉强过得去，又增加了营养，而工人的实际工资又可以不降低。”“豆子里边含有18%的油脂，一个月吃三斤豆子，就是54两的油，也就是说，等于一个月吃了半斤油。吃油和吃豆子，到了肚子里头效果一样。”
陈云同时还阐述了推广“吃豆子”的可行性和具体方法：
“这个防线能不能守住？能不能持久？我说守得住。因为数目不大，只要30亿斤，而我们现在的大豆产量是120亿斤。我们在1962年的生产中要注意一下，不要把大豆搞掉，有利于种大豆的地方，都把大豆种上，把大豆搞起来。真正每个人一个月有三斤大豆，我看对生活是一个很大的改善。没有这一点，我们不能持久，而这件事我们可以做得到。南方的蚕豆也很好，蚕豆含蛋白质28%。我说，这件事我们今年不准备的话，明年还要做，与其明年做，不如今年就准备。1963年，我看要在大中城市普遍推行。这件事我们可以做得到，这道防线我们可以守得住。我看，这件事情对人民的生活关系很大。”
人们都知道，豆类的营养价值非常高，我国传统饮食讲究“五谷宜为养，失豆则不良”，意思是说五谷是有营养的，但没有豆子就会失去平衡。现代营养学认为，豆类蛋白质含量高，不饱和脂肪低，无机盐与维生素的含量丰富，碳水化合物含量较低，因此今天的很多营养学家都认为用豆类食品代替一定量的肉类等动物性食品，是解决目前城市居民营养不良和营养过剩双重负担的最好方法。而在当年的困难时期，正是由于陈云提出并组织实施的食用大豆的举措，才满足了部分市民最起码的营养需求。
当然，这一时期陈云在安排城市居民生活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并不限于倡导食用大豆，他还想方设法解决必需的副食品供应问题。1962年3月7日，他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拨一点钢材制造一些帆船，增添一些捕鱼网具，让水产部门出海多捕一些鱼，使大中城市的6000多万人平均每人每月有半斤鱼吃；保证猪的收购，压缩一部分出口，使每人每月有半斤肉吃。“这样，鱼、肉两项，五口之家一个月就有五斤。”陈云算得很细，大豆可以解决一部分的蛋白质需要，除此之外，一个月有5斤鱼和肉，再加上主食和蔬菜，就能够基本上满足城市人口的蛋白质需要。
从公共营养学的角度看，陈云在那个特殊时期提出的上述举措，是政府对公众实施营养干预的一个成功范例。营养干预可以通过平衡膳食结构改善居民的营养状况，从而有效预防疾病、降低患病率、提高身体健康水平。所以，营养干预理应是政府民生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居民膳食结构不同，营养干预的重点也会有所不同。改革开放前，我国居民的膳食结构属于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低脂肪、低维生素的“一高三低型”，不利于某些营养素的吸收，营养不良疾病比较普遍（主要表现为脂肪消失、肌肉萎缩以及生长发育停滞，全身各系统的功能紊乱，免疫机能低下，易诱发其他疾病），所以营养干预的重点在于改善营养不良，陈云的上述举措就符合那个时期的营养干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引起国民膳食结构的急剧转换，居民尤其是城镇居民有明显的“三高一低”的“富裕型”膳食模式倾向，即高能量、高脂肪、高蛋白，而膳食纤维过低。所以，营养干预的重点逐步转移到预防“营养过剩”（营养失衡）引起的非传染性慢性病的大面积蔓延方面。国内外研究表明，若采取控制高血压、增加体力活动和合理饮食等健康生活方式，能够成功预防3/4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同样，通过健康生活方式的调整，可预防80%的冠心病、90%的Ⅱ型糖尿病、55%的高血压、1/3的肿瘤。如不积极采取行动，人们面临的将不是单纯的寿命长短问题，而是能否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战略问题。所以，2001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强调指出：要加强营养知识宣传，提高城乡居民营养科学知识和自我保健意识，引导全民族科学、合理地进行膳食消费，并把有关营养知识的健康教育纳入中小学教育的内容。“十二五”规划纲要又提出要“普及健康教育，实施国民健康行动计划”。
陈云说过：“如果六千多万人身体搞得不好，我们不切实想办法解决，群众是会有意见的。人民群众就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今天我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加强营养知识的普及，使群众接受平衡膳食的主张，向“吃好求健康”的方向转化，才能防患于未然，使国家有限的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有效地支持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陈云当年把营养干预放在政治高度看待，是有远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