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是中国传统史学的近代延伸，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科学。近代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密切相关。五四学人对传统史学的反思和对科学上古史的追求，催生了以田野工作为核心的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但当时国家衰败，文化凋零，考古学发展举步维艰。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中国考古学才真正迎来了学科发展的历史机遇。概言之，70年来的中国考古学，经历了前后相继的三大发展阶段。
一、建国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构建文化谱系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只能追溯到甲骨文所载的商代晚期，距今不过3300年左右，而有明确纪年的历史更是晚至西周王朝的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文字记载之前的漫长“空白”，就需要用考古学的方法来填补。
建国伊始，考古学面临巨大困难，尤其是专业人才极度匮乏。在当时，全国范围内真正受过考古学专业训练的不过十几人，与日益急迫的国家考古工作需求极不相称。非常时期必须采取非常手段，鉴于当时的情形，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三方合作于1952-1955年在北大连续举办了4期考古人员训练班，每期4个月，迅速培养出三百多名考古人员，几乎遍布全国各个省市，他们当中很多人成为新中国考古第一批业务骨干，为新中国考古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此同时，在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北京大学于1952年在历史系开设了新中国高校中的第一个考古专业，我国考古专业人才培养由此走上了正轨。
虽然新中国考古事业底子薄、条件差，但中国考古人高涨的工作热情支撑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中国考古事业的掌门人、已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先生在回顾新中国考古工作时就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和扎根田野是中国考古学取得辉煌成就的两大基石。
中国是文明古国，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新中国建立之后，随着全国各地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发展，大量的考古资料被发掘出来，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我国古代历史的认识。全国的考古工作者通过对这些出土材料的整理，解码“无字天书”，辨识出一个又一个的考古学文化，迅速而有效地填补了有文字记载历史之前的“空白期”。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综合大量考古材料，提出了我国史前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指出我国史前时期可以分为六大文化区，分别是：陕豫晋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和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苏秉琦指出，上述六个大区又可概括成面向内陆(西北)和面向海洋(东南)的两大部分，每一文化区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若干区域类型。
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的提出，是对新中国考古事业的一次成果总结和理论升华，标志着考古学“中国学派”的诞生。按照苏秉琦的理解，所谓考古学的“中国学派”就是指“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社会历史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中国考古学”。考古学“中国学派”的提出，标志着考古学这门20世纪初从西方引进的学科，经过中国考古学者的不懈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了“中国化”。
一般认为，考古学“中国学派”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第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从考古材料出发，运用考古学的方法，仔细观察与分析考古现象所呈现出的矛盾，具体地研究中国境内各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些内容的社会面貌及其发展阶段性；
第二是在科学发掘基础上，运用由中国学者所发展了的考古类型学方法，分区、分系、分类型地研究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过程，通过考察中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来研究中国这一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研究这一总过程中各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
第三是这种研究，以揭示历史本来面貌作为目的，对促进人民群众形成唯物主义历史观，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民族团结思想，有着重要的作用。
考古学“中国学派”是中国考古学的一面旗帜，在此大旗的指引下，中国考古学进入到古史重建阶段。
二、20世纪80年代-21世纪初：重建中国古史
晚清以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史学家提倡“史学革命”。一方面，他们不满足于全盘接受史籍记载而落入“泥古”的泥淖，但与此同时，因为长期浸润于传统史学，对旧有的古史体系又难以割舍。考古学的输入，让梁启超等人看到了重建古史的希望，当他发现“欧洲考古学会专派人发掘地中遗物”时，不仅憧憬效仿西人，希望有朝一日国人也能够借**古手段“以考中国有史以前古史”。
梁启超的愿望要在数十年之后方才实现。20世纪80年代，苏秉琦在提出考古学“中国学派”的同时，也对考古学的学科使命和历史任务进行了深入思考。苏秉琦认为，建立新的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目的就是要通过它来阐明中国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并以它为骨干来复原中国历史的真实轮廓。
苏秉琦对古史重建的呼吁，是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考古学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出土资料，全国范围内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和年代框架也基本建立。但是，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具体的遗址、遗迹和遗物，这些古代物质遗存无疑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但在性质上它们只是历史的素材，而不是历史本身，依靠考古文化序列编排出的年表也不等于历史。换句话说，历史不是考古资料的罗列堆砌，历史撰述也不是考古发掘报告的简单汇总。
在重建古史的大业中，上古史的重建工作尤为紧迫。面对这一重大学科使命，苏秉琦再一次带领中国考古学者创造了辉煌，亲自主持编写了多卷本《中国通史》的“远古时代”卷。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用考古材料书写的古史，文化谱系、手工业、农业、建筑形态、居住方式、埋葬习俗以及意识形态，都源自第一手的出土资料和考古学者的认知。
苏秉琦指出，重建中国史前史并非是将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群的简单对应，而是要阐述中国史前社会的演变过程，尤其是探讨从猿到人、从氏族到国家这两个与远古历史密切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苏秉琦将中国国家起源问题概括为发展阶段的“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和发展模式的“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三类型。以苏秉琦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者所著的史前史，堪称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中国续篇，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和理论突破。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建中国古史的大潮中，考古学者尤其关注中国史前文明的架构与格局，提出了多种创见。如苏秉琦的史前文明“满天星斗”说，一方面呼吁打破中原中心、汉族中心和王朝中心等“中心论”，走出“大一统”的历史怪圈；另一方面也高度重视中原地区的“熔炉”作用，强调以华山为中心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脱颖而出，标志着华族的诞生，“华”是尊称，以区别于其他族群，是高人一等的具体表现，华山玫瑰-陶寺磬鼓-夏商周及晋文公一脉相承，构成了中国文化总根系的直根系。几乎在同一时期，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根据他对考古材料的理解，也提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堪称是英雄所见略同。稍后，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严文明提出了中国史前文明“重瓣花朵式的向心格局”的新见解，强调中原为花心，华夏族为主体政治，其外围分布着两层文化圈，外圈对内圈存在依存作用，也就是文化上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是中华文化连续发展而从未中断的重要原因。
在此基础上，世纪之交时，国家先后启动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前者首开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模式，整合力量，精准聚焦三代年代学，取得了重大学术进展和良好社会影响力。后者则以重大考古发掘为主导，充分调动多学科手段，深入研究中华文明在何时、何地、因何种原因、经何种途径而起源，迄今已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极大地丰富了对中华文明内涵的认识，是对中华文明史的崭新重建。
三、新时代的考古学：阐释中华文明
任何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和国家的需求。中国考古学的产生、发展和变革，都与时代进步息息相关，五四运动将考古学引进了中国，改革开放推动考古学投身古史重建，为中华复兴而贡献学科力量。当今的中国已经步入新时代，中国考古学也必将进入文明阐释的新阶段。
把握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首先需要准确把握考古学的学科特点。与传统史学相比，考古学具有两个鲜明特征：一是主要依靠出土的实物资料来研究历史；二是获取和研究史料的手段主要是自然科学方法。这就决定了考古学是一门技术驱动型的人文学科，人文为体，科学为用，是最典型的文理交叉学科。这就要求考古学的发展必须紧跟技术变革的步伐，必须不断更新技术手段，丰富研究材料，拓展研究领域。
把握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更需要准确把握考古学的时代命题和时代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五千多年的深厚文明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水源头和文化沃土，丰富的文化遗产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深厚滋养，开展文明阐释研究是时代赋予考古学科的新命题。新时代，新要求，新命题，未来中国考古学研究必须紧紧围绕“三个讲清楚”来展开，即：讲清楚中华文明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道路；讲清楚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及其在人类文明中的独特贡献；讲清楚中华文明优秀基因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中的当代价值。只有准确把握中华文明基因，正确诠释中华文明价值，才可以真正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才可以真正“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针对上述目标，中国考古学要进一步凝聚话题，聚焦主业，围绕学科发展和国家需求提炼出若干重大学术课题和重大学科建设任务，集中力量，形成突破，加快建设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要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抓手，进一步深化中华文明形成和国家演进研究，深入阐述中华文明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独特的发展道路及其当代意义；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快建设“中华文明文物基因库”，以体系化的文物资源为基础，以问题为导向，以现代科技特别是大数据技术为手段，建设新时代的国家文明基因工程和文明展示中心。要大力加强境外考古工作，特别是加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考古合作，积极开展文明互鉴和文明交流研究，为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贡献学科力量和学科智慧；要大力提倡重大学术问题和新技术新方法的深度融合，创新体制机制，搭建高水平科研平台，组建高水平科研团队，力争在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等国际重大学术前沿领域取得突破和领先地位；要加强规划和分工协作，组织编写高质量的中国考古学系列教材、中国考古学系列论著和中华文明系列普及读物，三位一体全力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学科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要把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作为学科发展的重中之重，前瞻性地做好人才队伍布局，特别是要有针对性地培养具有专业方向突出、国际视野宽广的外国考古人才，培养专业背景多元、学科交叉能力突出的高水平复合型人才，培养专业基础扎实、行政能力突出的文化遗产国际管理人员。
所谓“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考古学是一门识大体、明大道、有关怀的宏大学问。考古学的发展不能脱离时代需求，考古学的意义正在于与时俱进的时代价值。新中国考古70年，从谱系构建到古史重建再到文明阐释，是互为关联、不可割裂的三个阶段，这既是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时代进步的必然需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考古以鉴今，适逢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伟大时代，诠释古老文明，创新传统价值，新时代的中国考古学必将迎来学科大发展、大繁荣的黄金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