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长江日报记者 许魏巍 摄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管辖区内设立的一个公开办事机构。1937年12月—1938年10月，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叶剑英、邓颖超等中共领导人在这里领导长江局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工作，积极为八路军、新四军筹备粮饷和各种军需物资，开展宣传工作，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战争，输送大批爱国青年赴延安和抗日前线，并热情接待了国内外各界人士，阐明我党抗日主张，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条穿越时空的围巾
走进纪念馆一楼大厅，迎面而来的就是《大武汉·1938》历史陈列。186张历史图片、百余件珍贵文物、大量视频影像资料，再现了中国抗战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相持阶段的波澜壮阔历史。
长江日报记者发现，该馆镇馆之宝、《大武汉·1938》开展首次展出的国家一级文物——周恩来、邓颖超在武汉时用过的围巾并未在其中。业务部主任傅少瑾表示，因为这条伟人戴过的围巾弥足珍贵，需要在恒温恒湿的状态下保存，一般情况下在馆内库房珍藏，由专人负责精心维护。在我们的恳求下，傅少瑾在保卫人员的陪同下取出了被纸盒、塑料袋、护理白纸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围巾，小心翼翼地放置在周恩来、邓颖超这对革命伉俪曾工作的办公室里，让我们终于拍摄到这张宝贵的照片。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内，周恩来用过的围巾。长江日报记者许魏巍 摄
静静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条灰色暗花丝织围巾，长141厘米、宽55厘米，暗花中夹杂着五条白色丝绒，每条间隔10厘米。
傅少瑾告诉我们，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办公的这幢楼原为日租界的大石洋行。1937年，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当时的国民政府将房子拨付给共产党作为办事机构。当年，办事处工作人员在接手大石洋行的遗留物品时，发现了这条围巾并将它赠给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从此这条围巾陪伴周恩来和邓颖超走过烽火岁月，经历和平年代，整整38年时光。“周恩来在病重住院时仍在披用。1985年邓颖超将这条围巾赠送给我馆。”傅少瑾介绍。
“八办”是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和联络的中枢
纪念馆内共4层，一楼是《大武汉·1938》历史陈列。二楼至四楼，是董必武、叶剑英、周恩来、博古等人的办公室兼卧室分别陈设，仍保持着当年的模样。电台室、机要科、机关食堂、屋顶花园等，也一一复原开放。
傅少瑾介绍，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即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沦陷，武汉成为战时首都。
1937年9月，中共中央派董必武到武汉筹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1937年10月，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在汉口安仁里一号成立，李涛同志任处长。12月，南京失陷后，国民党政府的一些重要部门迁到武汉，各民主党派领袖、社会名流、文化界人士，全国著名抗日救亡团体也都云集武汉，武汉成为当时全国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这时，原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也随着转移到武汉，参加武汉办事处的工作，并正式成立第十八集团军驻武汉办事处（通称“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迁到旧日本租界中街89号（现址），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后，其机关也设在办事处内。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迁往南昌后，由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代办新四军驻汉办事处的一切工作。这时的武汉办事处，对外作为我军驻在国民党临时首都的公开机构，但实际上是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和联络的中枢。
周恩来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鞠躬尽瘁
在周恩来曾工作的办公室，傅少瑾娓娓道来，将我们带回那段峥嵘岁月。周恩来是身兼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人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多重身份来到武汉的。那时，正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刚形成的时候，党内外关系极端复杂，抗战形势极其紧张，因此工作也格外繁忙。周恩来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他白天在武昌的政治部办公主持部务，宣传抗战主张；晚上才过江回汉口的八路军办事处处理党内工作，经常在半夜召开中共内部的会议，直到凌晨才结束。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的住房兼办公室。长江日报记者许魏巍 摄
周恩来自1937年12月从延安来到武汉，到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前最后一批撤离，虽然是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但这一时期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波澜壮阔、风云激荡、影响深远的一年。无论环境多么复杂，斗争多么险恶，周恩来始终泰然自若，沉着应付，以他机敏的决策、深邃的智慧、豁达的风度以及卓越的领导才能，不断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不朽功绩。他在党内外错综复杂的环境下，亲自指导创建我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每天亲自审阅报纸的社论和重要专论，并经常亲自动笔为报纸撰写文章，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新华日报》始终坚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积极报道八路军、新四军在前线奋勇抗敌的英勇事迹，极大地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8年10月24日，在武汉沦陷的前一晚，周恩来房间的灯光一夜未曾熄灭，他在酝酿一篇社论。在武汉，群情激奋的日日夜夜涌上了周恩来的心头，那抗敌宣传周浩浩荡荡的队伍，冼星海指挥的万人大合唱，轮渡上的抗战歌曲，大街小巷的献金热潮……终于，在10月25日社论《告别武汉父老》中，他郑重宣告：“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
听完讲解，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这座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光辉一页的纪念馆。傅少瑾说，纪念馆将闭馆修缮，7月，我们会迎来“八办”新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