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国年年说帝秦，卢沟战起尚和亲。北门锁钥今何在？南渡衣冠委路尘。排队久，点行频，都无片语话酸辛。谁知送往迎来者，几度生离死别人。”这首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文理学院国文系讲师吴世昌先生所作。
1937年7月底，北平南宛机场失守，平津相继沦陷。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编辑吴世昌先生，曾在九一八事变后与兄吴其昌绝食以促国民政府出兵抗日，被列入日本宪兵队黑名单。平津沦陷后，他挈妇携幼，饭碗也来不及洗，便告别了北平，故有这首《鹧鸪天·平津沦陷后车站所见》。吴世昌一家随着逃难人群到了西安，受许寿裳、黎锦熙之邀，任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讲师。
1938年5月，西北联大发掘丝路开凿者张骞墓及墓前石刻后，吴世昌撰写了极具民族情怀的《增修汉博望侯张公骞墓碑记》，对张骞“跋涉万里的凿空之功”极尽褒扬，对“国黉播迁，西暨汉中”，“御侮图强”尽书悲壮，成为西北联大这所战时流亡大学最重要的遗存文献之一。
吴世昌先生后为著名红学家，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北平大学体育教师王耀东的西迁之路更是险关重重。
王耀东连闯四关
1937年7月28日清晨，王耀东前往位于朝内大街孚王府的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上课途中，得知守卫北平的宋哲元二十九军已经撤离，日本侵略者正在进城。于是，他马上返回家中。第二天，他就看见大批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日本军队在天安门前和东西长安街耀武扬威。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日本侵略者肆意打骂我国同胞。
王耀东很快得知政府在西安成立了包括北平大学在内的国立西安临时大学，便与体育主任谢似颜教授于10月间离开北平，先乘火车到天津，再乘轮船走海路到青岛，前往西安。这可是一段凶险难料的旅程，他们连闯四关：
第一关，在布满日本军队的北平火车站，王耀东用行李遮挡住脸面，总算在持木棒列队而立的日本兵夹道中进了站，进站后才发现被人盗窃钱包，好在是零钱，车票也在。
第二关，到了天津，出站后在一小旅馆住下，不敢贸然去车站取行李。眼见得日本宪兵扣留许多中国同胞。两位迂夫子，硬着头皮去拿行李，却见行李就摆在站台上，尚未检查，还是车站服务员提醒他们说“趁日本人没来，还不拿走”，两位迂夫子这才提上箱子跑。
第三关，因为各铁道线成为中日争夺的焦点，他们只好改海路从天津乘轮船往青岛。在天津港，日军盘查极严，逐个检查行李物品，好在两人没有露出破绽，船过大沽口，总算脱离虎口。
第四关，从中国军队控制的青岛换乘火车到徐州，凶险却依然伴随。火车刚进徐州站，日本飞机就开始低空扫射，站台上的人纷纷逃避，只有他们还留在站台上，旁边有人高喊“卧倒！”二人才赶紧俯身倒地，随即一排机***扫射过来，幸运没有受伤。
一路心惊肉跳，两位体育精英终于在10月下旬到了大后方西安，被聘在国立西安临时大学任教。3年以后的1940年，王耀东的妻子齐志修带着两个孩子，历经艰险，数千里辗转找到陕南城固，一家人终于团聚。
王耀东曾作为中国篮球队的主力队员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远东运动会（亚运会前身），在与菲律宾队的比赛中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他在终场前准确投篮和罚球命中，中国队反败为胜，以30∶27胜菲律宾队，获得中国三大球在国际比赛中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冠军。当时中国队出场的主力阵容为前锋王耀东等，以及后卫孙立人（后来成为一代抗日名将）等。1938年3月，王耀东作为副中队长带领西安临时大学学生第一中队徒步翻越秦岭南迁。抗战胜利后，随北平大学永远地留在了大西北，从事体育教学70余载，为西北体育事业作出重要贡献。曾任中华体育总会西北行政区分会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陕西省、西安市人大代表、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委员等职。8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2006年12月10日去世，享年107岁。
比起王耀东西去1200余公里的应聘之路来，汪堃仁的万里应聘之路则更为漫长了。
汪堃仁万里应聘
当在北平协和医院实习的汪堃仁接到国立西安临时大学聘书的时候，辗转耽搁，已经是1939年5月，当时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在南迁途中已经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而当他历时4个月，行程万余里到达陕南时，西北联大又分别改为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五校。他相继被合聘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和国立西北大学副教授、教授。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由于协和医学院一直是由美国人控制的，所以汪堃仁尚能在那里继续进行一些科学研究。后来形势急转直下，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他感到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毅然决定离开协和，到后方去，到已迁往陕西省城固县的母校——国立西北师范学院。
但由于日机轰炸。交通被破坏，需取道海上，绕越南到昆明，经黔、蜀才能到陕西。1939年5月，他终于筹借到路费，遂携带妻女（当时长女两岁，次女才6个月）和简单的行装，开始了西北之行。从塘沽登船，经香港抵越南海防，换乘火车到昆明；再由昆明乘卡车穿过云贵高原，到达山城重庆，此时已是盛夏酷暑的7月了。
在重庆停留期间，敌机不时狂轰滥炸，尸陈遍地，一片慌乱。他考虑到内地教学一定很需要生理仪器，便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找到中央大学医学院生理教授蔡翘所办的教学仪器厂，自己筹款买了几套生理实验仪器，以备教学之用。
那时候，大后方的交通十分困难，四川没有铁路，成渝公路也尚未通车，他和妻子杨淑清抱着孩子带着仪器和行李，由重庆乘江轮溯江而上，到了泸州。这时泸州刚遭受过敌机洗劫，火光未息，一片废墟，惨不忍睹。由泸州经成都、剑阁、广元到陕西，途中多次更换交通工具，有时还得步行，终于在1939年9月到达陕西城固。
汪堃仁一家四口受尽长途跋涉之劳，饱尝蜀道难行之苦。目睹日寇的残暴肆虐、国民党统治的反动腐朽，使他为灾难深重的祖国感到无限的忧虑，也感到肩上的责任。他立即投入教学，购买的仪器也派上大用场。他开设的生理学课程，没有尸体可供解剖，就搜集无主尸体或动物代替，自己动手制作了必须的骨架等多种标本，开出了不亚于北平协和医院水平的所有课程。
汪堃仁后来成为我国组织化学的开拓者，在消化生理、组织化学、细胞生物学等方面均有深入研究，从事教育工作近60年，对促进中国大学和中学生物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很大贡献。1956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吴世昌、王耀东、汪堃仁3位先生的迁徙目的地均只是西安或陕南，而魏寿昆教授则在从北平到西安、再翻越秦岭到陕南，又在秦巴山地带领学生徒步勘矿，行程总共达2700余公里。其中，仅在汉江流域带队徒步勘矿就达900公里。1939年春，他又踏上了南下远赴西康办学的征程。
魏寿昆南下西康
1939年春，魏寿昆随李书田常委开始了由陕南城固向西南方向西昌的另一次迁徙，在那里筹建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今西昌学院）。魏寿昆携妻带女，与大家由陕南乘汽车出发，经四川广元至剑阁，到梓潼，进入成都平原，找到西康技艺专科学校成都接待处，再由成都乘汽车颠簸至雅安。然而，从雅安到西昌的450公里，就只能徒步跋涉或骑马、坐滑竿。这时，不巧的是魏寿昆发现妻子已经怀孕，还带有9岁的女儿，他只好将行李物品放在一副滑竿上，妻子和女儿乘另一副滑竿，自己则气喘吁吁地随图书设备驼队登山。
一路上，一会儿阴云密布，一会儿细雨蒙蒙，一会儿又万里晴空，一会儿穿过土匪出没之地，经过了传说当年唐僧西行取经的晒经关，也战战悠悠地经过了大渡河铁索桥，翻越大相岭顶峰（海拔2830米）和小相岭顶峰（海拔3030米），最终抵达西昌。从城固到西昌全程1079公里，历时12天。就这样，刚一到驻地，他就和李书田校长在暗淡的灯光下谈起了开学的事。
魏寿昆相继任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矿冶系主任、教授，国立西北工学院矿冶系教授及工科研究所矿冶研究部主任。他于1937年受陕西省建设厅委托，作为总领队，与雷祚文、张伯声等教授和矿冶系三四年级19名学生，对陕西安康一带的砂金矿作了勘察，并在区内宣传抗日救亡，是西北联大为地方建设和抗战服务的一次重要活动。
1939年，魏寿昆随李书田创建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发展川西高等教育，为陕西、川西乃至西部矿产开发作出重要贡献。建国后，他于1952年加入九三学社，并任九三学社中央顾问。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2014年6月30日病逝于北京，享年107岁。
周名崇途中病逝
由于日寇窜抵风陵渡，距离西安仅130余公里的陕西门户潼关告急，仅在西安半年多的西安临时大学不得不再迁汉中。1938年3月16日，西安临大1400余名学生正式迁离西安。全校师生员工，不畏艰辛，按照行军编制，在校常委、原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带领下，乘陇海路火车由西安出发至宝鸡，然后下车，宿于宝鸡，次日按照预定计划徒步南行。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从宝鸡到汉中盆地，当时唯一的通道是川陕公路。这条公路要翻越秦岭山区，途经双石铺、凤县、褒城到汉中。公路上行驶的为数极少的所谓“客车”，烧的是木炭，既无车棚，也无座位，如不发生故障，也要三天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秦岭峭壁陡立，高耸入云，公路坡度大，弯道多，路面差，在柴关岭一带险段经常有车翻人亡的事故发生。
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文理学院化学系周名崇教授于1938年3月23日刚刚抵达南郑（即汉中），因身体素弱，不胜长途之苦，在南郑病逝，享年45岁。当日，南迁队伍尚在翻越秦岭途中，故各方面条件均很差，但学校仍尽力救治未果。次日，学校派往汉中接洽校址的徐世度等在汉中吊唁周名崇教授。后又举行追悼会，并发给抚恤金。
据周先生的家人回忆，周教授由西安迁往汉中（即南郑）途中，在火车上传染斑疹伤寒，需注射盘尼西林，或需羚羊角退烧，因值抗战期间，缺医少药，3天之内学校拍了4份电报至周家，周夫人原拟留下孩子，只身前往陕南照顾丈夫，但刚刚由湘潭到长沙，即获已经逝世的来电，加上战争期间交通阻塞，敌机轰炸，人既已亡，家中除长子在高中就读外，还有14岁、12岁、4岁和不足两岁的几个孩子，急需照顾，亲友均劝其不要前往，无奈周夫人只得忍着悲痛，返回湘潭。
周先生的后事完全由学校料理，据来电告知已在汉中安葬，并在坟头立有石碑，以凭后人寻找悼念，可是连年战争，很多地方已面目全非，且家中经济困难，也无力赴陕，只有遥为祭奠。
周名崇，字修士、明群，湖南湘潭人。7岁丧父，由母亲王氏抚养成人，1917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工业学校应用化学专业并留校任教，1922年该校改为国立北京工业大学，1928年并为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1936年为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数理系和工学院合聘教授。1937年随校迁西安，任西安临大文理学院化学系教授。
直到2019年10月25日，周先生的孙子周鹏终与后继学校西北大学取得联系，随后抵西安工作地和汉中病逝地祭奠，总算了解了心愿。
在长途迁徙和日机轰炸中病逝或牺牲的还有：1938年3月翻越秦岭途中不幸身亡的一位体育教师和一位学生；1940年5月20日晚，日机轰炸国立西北医学院驻地中壮烈牺牲的教务长兼耳鼻喉科教授杨其昌、25岁的两位女生栾汝芹和陈德庥；1941年11月3日在日机轰炸国立西北农学院时牺牲的一位职员和两位学生；1946年夏，在国立西北大学回迁西安3日后不幸病逝的英国传教士教授贾韫玉；1946年7月12日飞赴华北视察途中在济南失事遇难的国立西北大学物理系张贻惠教授；1946年8月24日飞往重庆途中遭遇空难，全家罹难的国立西北工学院原教授雷祚文等等。
让我们以此纪念抗战岁月中一批不甘做亡国奴的知识精英们，以民族大义为先，家国情怀为重，西迁南渡，千里跋涉，绛帐重开，弦歌复起，赓续民族文脉的壮举，缅怀在大学西迁中和办学中不幸病逝或遭日机轰炸遇难的师生。
后记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保存中华文脉，平津地区文教机构纷纷内迁。同年9月10日，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设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随着战事迫近西安东大门潼关，西安临时大学复南渡汉中，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1939年8月，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最终“一分为五”（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形成“国立西北五校”和后继“十校”（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东北大学），以致在京、津、冀、辽、豫、苏、川、陕、甘等9省市的30余所大学与其血脉相连。诚如张岂之先生所说，不管是西南联大的南渡北归，还是西北联大的扎根西北，同样是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最高表现。
1937年至1949年，西北联大及其子体国立西北五校形成705名教授（含副教授）和2169人的教职员队伍，培养了诸如开国大典播音员齐越、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珍等9015名毕业生，为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建设奠定人力资源基础。
截至2018年底，在所涉10所后继高校师生中走出诸如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获得者师昌绪、大庆油田的发现人之一田在艺、用碧玛一号拯救大半个中国的赵洪璋等195名两院院士，成就了诸如黄文弼作为中国学者首次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千里无人区和罗布泊死亡之海，开拓丝路考古的壮举，成就了郑资约教授行程两千海里测绘和接收南海诸岛，以及傅角今教授主持我国南海划界等70余项重大科学发现或人文社科成果。
这些成就来自日机的追踪轰炸之下，来自辗转数千里大迁徙的途中，来自泥巴茅草屋或破庙旧祠的教室里，来自风餐露宿的大漠驼背之上，来自那些衣服肘部磨得发亮、袖口、下摆“无边无疆”的教授们之中，来自“水煮白菜一口沙”“昼夜灯火无眠”的近万名优秀学子之中。
（作者姚远,系西北大学教授、西北联大与大学文化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