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原盟委副书记乔桂章同志回忆录《难忘的岁月》记载：1964年4月，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巴彦淖尔盟视察工作。邓小平同志问，原来的定远营现在叫什么地方？巴图巴根（时任巴彦淖尔盟盟委书记）答道，现在叫巴彦浩特。邓小平同志说，当年我从苏联回国，通过蒙古，路上骑着骆驼，真是困难。到了定远营，就感觉到了一个好地方，在那儿我们还洗了个澡呢。
关于邓小平曾经到过定远营一事，巴彦淖尔市、阿拉善盟方志与相关史料中多有记载。但是，对这条道路的记述却很少。
前段时间，笔者沿着当年的定库古驼道进行了实地考察，结合相关文史记载，探寻了这条阿拉善境内联系共产国际的红色秘密通道。
邓小平记忆中的国际交通线
据《邓小平自述》和《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载，1926年底，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派遣，与王涤亚、朱逸尘等人一起前往冯玉祥部队工作，从莫斯科启程踏上了归国的旅途，从而结束了长达6年的国外勤工俭学生活。
《我的父亲邓小平》里记载了邓小平对这条归国路线的回忆：“先乘火车，到乌金斯克换乘汽车，到达当时蒙古的库伦（乌兰巴托）。等了一个短时期后，由于车辆容载的限制，首先派出三人为第一批先遣队，这三个人就是共产党员邓希贤（邓小平）和王崇云、朱士恒两名共青团员。他们三人换乘的是苏联给冯玉祥部队运送子弹的汽车，一共三辆，都由苏联人驾驶。”进入阿拉善境内后，由于沙漠阻路，他们三人“乘骆驼，整整走了八天八夜，才算走出了这看似无边无际的死亡之海”，到达定远营。
据考证，当年从蒙古国到定远营的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从三音诺彦汗部塔林敖包入境额济纳旗到定远营，一条从该部沙廷敖包入境到达今阿左旗班定陶勒盖再到定远营。基于邓小平向女儿口述“八天八夜”这一线索，推断他当年是从沙廷敖包入境。因为从沙廷敖包入境后到定远营的骆驼脚程正好就是8天，若从塔林敖包入境，骑骆驼则需十几天才能到达定远营。
内蒙古文史专家白·那音太在《蒙古族的发展与西蒙地区的蒙古国驼道》中，对这条线路沿途驿站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述。根据驼队脚程和沿途水井分布，我们推断邓小平当年的行程应该是这样的：
乘坐给冯玉祥部队运送弹药的汽车从乌兰巴托南下，到沙廷敖包入境阿拉善旗，南行7.5公里到达班定陶勒盖。班定陶勒盖是戈壁上一座孑然独立的红色山丘，是清末、民国时期重要的边防卡，也是旅蒙商队往来的重要驿站，有“数十家商铺”，设有电报站。休息一晚后，汽车向东往五原方向驶去。邓小平三人则雇佣骆驼南下向定远营进发。
第一天出发往南行20公里至哈布特盖敖包，午饭后南行15公里至乌兰刚格。
第二天朝东南行32.5公里至苏红图；东南行25公里至温都尔毛道。
第三天东南行25公里至沙日扎庙；休憩后向东南行30公里至扎干呼都格，即今天的乌力吉镇政府驻地。
第四天向东南行30公里至阿门乌苏；转南行32.5公里至沙尔布尔德，也就是现在的巴彦诺尔公苏木政府驻地。
第五天向东南行35公里至都日勒吉；转南行32.5公里，越巴彦乌拉山冈，抵那林苏海图。
第六天朝东南行27.5公里至乌兰呼都格；再东南行15公里至查干布鲁格住宿。
第七天向东南行30公里至当铺。当铺实为原紫泥湖畔的一处商贸集散地，距离原阿拉善王府不远，是阿拉善驼商古道上的重要驿站，来往旅客络绎不绝。
第八天往东南行20公里至哈尔淖尔贡，然后向东南行22.5公里达定远营。从乌兰巴托出发十多天的行程，定远营是所经最大的城镇，建筑宏伟，居民众多，商贾云集，旅店设施较好，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共产国际代表在这条交通线上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为加强中国共产党对西北地区革命的领导，中共中央派王若飞、吉合、潘恩溥等人回国，建立西北地区统一的党组织，领导革命斗争。共产国际派奥希洛夫帮助中共在西北地区开展工作。1931年7月底，王若飞三人分头从莫斯科出发，8月初到达乌兰巴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中共西北特别委员会，王若飞任书记，吉合任军事部长，潘恩溥、奥希洛夫任委员，决定将西北特委机关设在宁夏，制定了具体的工作计划。计划的核心，是以宁夏为中心，组织西北各级党组织，领导西北农民开展武装斗争，逐步建立红军，实行民族革命和民族自决，打通共产国际西北路线。
准备工作就绪后，王若飞等人分东、西两路回国。王若飞、吉合、朱实夫走东路，从二连浩特入境到归绥（今呼和浩特）；奥希洛夫、潘恩溥、巴达玛等人走西路，走定库驼道直奔宁夏阿拉善定远营。王若飞顺利到达内蒙古，在归绥、包头会同乌兰夫等开展了一个多月的工作，准备只身前往宁夏，不幸于11月21日在包头泰安客栈被国民党宪兵逮捕。
西路这边为避免目标过大分成两拨出发，潘恩溥、那生敖其尔（巴达玛）、布音迭尔格勒（福明泰）、齐图门巴依尔（齐文魁）为一组，奥希洛夫、图门巴依尔（与齐文魁同名）、额尔敦别立格和一名外籍女性为一组。潘恩溥等人进入阿拉善旗后第二天（10月31日），被阿拉善旗乌兰套尔盖（乌兰刚格）边卡发现逮捕。奥希洛夫等4人进入阿拉善后即被以沙海旦增为首的部分蒙古流亡分子发现，双方发生枪战，击伤对方4人，将其击退。
为了避免在阿拉善旗边卡被发现，奥希洛夫等人改变行走路线，绕道北银根、查汉扎德盖、图克木、罕乌拉、吉兰泰去定远营，这是定库驼道在阿拉善域内的一条支线。沙海旦增不甘心失败，勾结查汉扎德盖边卡总管策仁嘎卡尾随奥希洛夫一行至吉兰泰盐湖西边乌呼图勒北面的小山坡上，在奥希洛夫4人休息做饭时派人上前搭讪，谎称去定远营送新兵要求同行。奥希洛夫等人信以为真，失去警惕，和他们热情攀谈。沙海旦增等乘其不备，一拥而上残忍地将奥希洛夫等4人杀害。
“向西北发展的道路事实上已经打通”
由于阿拉善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历史上这里一直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鲜为人知的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期，中共最高领导人便将目光投向了阿拉善，并做出了一个重要决策：北渡黄河占领阿拉善，打通国际路线。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被迫退出根据地，开始“长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红军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8月4日至6日，在毛儿盖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出：经陕甘到内蒙古边界，“地理上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对我国内战争有很大意义。”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明确指出：“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但是，张国焘违反中共中央决议，坚持南下川康。
1935年9月9日，毛泽东被迫率领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9月12日，召开俄界会议，毛泽东再次强调了北上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意义。
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后，即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但是，共产国际一直关注着中国革命。苏联国防部、苏军情报局和共产国际联络局三家机构联合组织了一个三人组，专门研究中国红军未来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发展计划及苏联方面的援助问题。
1934年底到1935年初，苏联情报部门先后完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国红军前线的新形势的报告》《有关军事问题的报告（绝密）》《关于中国西北边疆情况的报告》《关于内蒙古一般情况的报告》提交共产国际。报告称：“现在，不仅四川地区的西北边界已经不存在任何严重的威胁，而且今后红军向陕西、甘肃方向发展具有非常远大的前景，因为这些地方的游击队已经建立起一些重要的根据地，并且建立起独立的苏维埃政权。”红军“向西北发展的道路事实上已经打通”。从中国西北地区接通苏联主要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经过新疆的哈密进入甘肃西部地区，一条是经过外蒙进至定远营，接通宁夏和山西。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为了尽快让中共中央了解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新思想、新策略，中共代表团派张浩即速回国传达。
张浩回国走的就是当年邓小平走过的定库驼道，骑骆驼入境阿拉善后，为应付盘查，他和密电员赵玉珍装扮成走乡串户的货郎，穿着光板皮袄，挑副货筐，经定远营到达银川。经过3个月的艰辛长途跋涉，终于找到了与共产国际长期失去电讯联系的中共中央。
张浩的到来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共中央由此与共产国际恢复联系。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张浩向大会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
“西征”之前曾经谋化“北进”
1936年9月14日，中共中央把“宁夏战役”计划发给“南下”受挫后被迫“北上”的红四方面军，张国焘没有理会。9月16日至18日，红四方面军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西北局会议，张国焘提出了一个西进计划，意往甘西发展，朱德、任弼时、何长工、刘伯承等大多数将领坚决反对。会议最终发布了《静（宁）会（宁）战役纲领》。决定“四方面军先机占领静会及定西通道，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会后，红四方面军将张国焘的西进计划和《静（宁）会（宁）战役纲领》一起上报中央。
中央在19日12时接到红四方面军的电报后，立即同意了这一战役纲领，针对张国焘的西进计划向红四方面军复电指示：“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并详细把宁夏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再次对北进宁夏、占领定远营、打通苏联通道做了解释，说明攻打宁夏的重要意义：
甲、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
乙、我们已将宁夏、甘西地区狭小不利回旋，且城坚难破之困难条件报告国际，并说明须取得苏联飞机、大炮之帮助，才能破城。现据回电说，到宁夏地区后给帮助。则我军只要能占领宁夏之乡村，靠近贺兰山，便可取得攻城武器，再行克城。
丙、外蒙、宁夏间是草地，有许多汽车通行路，过去即从这些道路接济冯玉祥。邓小平同志亦亲从定远营汽车路走过。他们从外蒙接济，我们先占领定远营。
……
（注：材料引自中央档案馆保存抄件《1936年9月19日周恩来和毛泽东、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及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任弼时、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的电报》）
1936年9月27日，共产国际确定从定远营方向提供援助。10月9日，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占领宁夏、打通国际路线的可能性大增。
10月23日，彭德怀拟定了《宁夏战役计划》，分两步执行：第一步，以第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主力占领黄河沿岸，以第四方面军第四、三十军攻击中卫，牵制马鸿逵。第二步，渡过黄河，控制宁夏门户，以一部兵力袭占定远营，相机攻占宁夏省会。该计划分别得到毛泽东和朱德、张国焘的同意，只要实现上述作战目标，就实际控制了黄河以北至蒙古边境的广大地区，意味着“打通国际路线”的成功。
10月24日晚，李先念、程世才率领三十军在靖远以南40里处的河抱口（今虎豹口）成功渡过黄河天险。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立即致电中央军委和徐向前、陈昌浩：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永登、红城堡等一带地区要点，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和拦阻兰州方向北进之敌；一方面军主力应速集结同心城一带地区，准备渡河技术，从金积、灵武、中宁、中卫段或五佛寺渡河，并准备直取定远营；二方面军接替一方面军之对南防御任务，控制海原、固原一线。
26日凌晨，中央军委同意九军渡河，再次强调夺取定远营的重要性：“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
正当红军加紧宁夏战役的进程之时，11月4日，中共中央意外收到共产国际关于改变援助地点的电报。杨奎松在《西安事变新探》中引用了这封电报的原文：
在详细研究之后，我们坚决认为从外蒙帮助的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1.在严冬和沙漠的环境下，你们派数千红军到外蒙边境护送运输是不可能的；2.日本飞机有对红军及汽车轰炸的可能；3.有引起日本与苏联严重冲突的可能。因此，现已经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帮助的方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帮助的方法。如果我们将约一千吨货物运到哈密，你们是否可能占领甘肃西部来接收？并请告如何接收办法及你们采用何种具体运输方式。
这一变化打乱了中共中央的战役部署。11月8日，中共中央复电共产国际：从哈密输送货物的办法对于我们主力红军已无用处，这个改变已经迟了。已渡河的红军约21800人，可令其向哈密方向前进，但通过五千余里路程，战胜这一带敌人与堡垒，需要许多时间，至少也是明年夏天的事情。并且除非你们用汽车送到安西，要红军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为哈密、安西之间是一千五百里无人烟的沙漠。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被迫紧急调整战略，放弃夺取宁夏的原计划，将河东三个方面军的主力组成南路军、北路军，分别从延长、延川地区和神木、府谷地区东渡黄河入晋，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继续逼蒋抗日，争取与阎锡山、蒋介石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定；河西部队则组成西路军，在河西创立根据地，一年之内打通新疆，接取援助。
根据新的战略行动计划，1936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及军委正式电令组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陈昌浩任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开始从新疆方向打通国际路线为目的的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