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詹心悦

倘若天下安乐，我等愿渔樵耕读、江湖浪迹；倘若盛世将倾，深渊在侧，我辈当万死以赴。

在《觉醒年代》这部小说里就写了百年前的那么一群人，在国家大厦将倾之际，救民族于危亡之中。他们饱读诗书，然而书里却再也寻不到救国的良药。他们被称作“文人”，“文人”所求之道正如范仲淹之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是最先醒来的一群人，在前路迷茫时，用生命去呐喊，去探索救国之路。从明媚的少年变成冰冷的墓碑，再到史书上的廖廖几语，这是他们的一生。

何为“文人”？

中国文人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情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曹植一生追求的就是“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屈原以美人香草、芰荷芙蓉讴歌理想，为楚国鞠躬尽瘁，九死不悔。

中国文人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写悲喜之景，引出了士大夫的精神境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陆游的《书愤》，悲愤激昂，誓要为国家报仇雪耻，收复疆土。

中国文人有“以民为本”的仁爱精神。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杜甫在全家在流亡，屋破又遭夜雨的狼狈之时，推己及人，写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孔子云：“朝闻道，夕死可矣。正因为文人有着“铁肩担道义”的气质风骨，任何一个时代，文人学者都是社会的中坚和脊梁。社会的变革往往由他们发起，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中国的“五四”运动等无不如此。

要解放一个被封建思想禁锢了几千年的民族，绝非易事；要扫除这个民族血液里的麻木、冷漠，不是一日之功；要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拯救人民于水火，更是要无数人抛头颅洒热血，唤起全民族的觉醒。制度落后，思想落后，人也落后，面对这样灾难深重的国家，陈独秀认识到单纯的政治革命并不能挽救国家，改变国人的精神才是根本。他以《新青年》为阵地，发起“文学革命”，希望用文学洗涤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李大钊在风雨如磐的革命岁月，高举马克思主义火炬，始终追求真理、坚持真理，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鲁迅先生用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用冷峻的目光审视着这个黑暗的社会。与时俱进的文人学者在反对专制，探求自由、民主、共和的过程中所彰显出来的风骨精神，无疑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铁骨脊梁。

鲁迅先生曾说：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百年前的文人在中国历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他们不念过往，不畏将来，一腔热血，只为心中所求之道。他们为了中国，为了子孙万代，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革命事业。先辈为中国为人民而牺牲，我辈不应忘记，也不会忘记。既受前人之荫庇，亦应为后人遮风挡雨。